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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风流_[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完结】(127)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刘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问:“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肉体的爱微不足道,”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但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其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回到家。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人们说错了。”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便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得更轻松、欢快了。他们俩在那座独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这之前,我在那里收拾了一间厨房,并安装了电话,以便使纳迪娜能独立生活,而又不至于与家中彻底隔断了联系。她对在那儿度过周末感到十分满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们将在圣马丁度过他俩今后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这样做朗贝尔会高兴吗?”我问她,“他不喜欢你父亲,也不喜欢我。”

  “他是相当爱你的。”她以不由分辩的口吻说道,“如果你害怕我们俩成为你的负担,那请你放心,我们就呆在我们自己家里。”

  “你完全清楚你在这儿我会是多么高兴。我只是担心这儿对你们来说缺少亲密的气氛。我先告诉你一声,从我的房间、花园里说的一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么了?你觉得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是那种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确实,尽管纳迪娜那么关切自己的独立,而且那么倔强,听不进任何批评、劝告,但却乐意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一种方式。

  “妈妈说你会讨厌在这儿度假,真的吗?”她跨上摩托车的坐垫,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朗贝尔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声调对我说,“你总是把一切都搞得复杂化。首先,不管我让他干什么事情,朗贝尔都很高兴,这是个好小伙子。”她边说边把他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接着用胳膊搂着他的腰,温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头。摩托车飞也似地离去了。

  四天以后,我们从《希望报》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贝尔的父亲从火车车门掉下去摔死了。纳迪娜声音阴郁地在电话里说朗贝尔已去里尔,她周末来不了了。我没有问她什么,可是我们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杀吗?他是否受到了审判的刺激?要么有人存心害他?一连几天,我们愈猜测愈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再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亚西纳为罗贝尔和一位刚刚逃越铁幕,向西方谴责斯大林罪恶的苏联官员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前夕,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带来了一些材料,希望罗贝尔在第二天会谈之前读完,阅后亲手交还给他。近来我们与他们很少见面,每次见面前总是争吵不休,可这天早上,他极力避免不易谈拢的话题,见面后很快就告辞走了:分手时和和气气。罗贝尔马上阅读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语材料,可大多是英语,也有少数几份德语材料。

  “来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对我说。我紧挨着他坐在椴树下,两人默默地阅读着。里边什么都有:报告、报道、统计材料、苏联法规摘录、评论等。如此杂乱的材料,我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可有的材料却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苏联人囚禁在集中营中的男女的证词,可悲的是,这些集中营酷似纳粹的集中营;有作为盟友穿越了苏联大片国土的美国人对这些集中营的描述。据斯克利亚西纳下的结论,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在集中营中忍受煎熬,其状况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之一。我望了望罗贝尔:

  “里面说的这一切有真的吗?”我问。

  “肯定有许多情况。”他简短地回答道。

  迄此为止,他对第二天的会面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别人谴责他逃避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苏联人揭露的情况不会使他大惊小怪,因为他向来认为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哑口无言,这应该看作是他内心忧虑不安吧。30年代,当他的那些共产党人朋友向他宣扬苏联的惩戒制度时,他并没有轻信。那些人说,在苏联,罪犯并不关在牢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进行有益的劳动,工会保护他们,起监督作用,保证他们按照工会规定的标准得到劳动报酬。罗贝尔曾向我解释说这确实是既能征服反抗的农民,又能得到几乎免费的劳动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在哪里,强制劳动,实际上就是监狱。可是,如今农民已经归顺于新政府,战争也已胜利,本以为情况已有好转,没料到情况愈来愈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份证词、每一种推测;即使尽可能地估计夸大和捏造事实的成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绝对确凿的真实因素。集中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有步骤地导致了一个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产生,他们不是用劳动惩治罪恶,而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罪犯,赋予自己剥削他们的权利。

  “那么,您怎么办呢?”我们离开园子去厨房吃东西时我问道。

  “我不知道。”罗贝尔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的意思,显然是让罗贝尔帮助他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掩盖这些事实。我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问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当事关您自己,甚或事关革命解放联合会,您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许多事情,这我理解。”我说,“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不尽最大可能反对这些集中营,那就是同谋!”

  “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采取什么决定。”罗贝尔说,“首先,我需要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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