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妙的一夜。”刘易斯说。他向我指了指一把长椅：“您愿意坐在这儿吗？”
“随您。”
“一个总是回答‘随您’的女人是多么令人愉快。”刘易斯快活地说。他坐在我身旁，用胳膊搂着我，“我们相互如此默契，这真怪。”他满怀柔情地说，“我向来跟谁都合不到一块儿。”
“那肯定是别人的过错。”我说。
“不，是我的错，我这人难相处。”
“我看不难。”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您要求可不很高！”
我把头依偎在他的怀里，谛听着他的心脏的跳动。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我的面颊下跳动着这颗健壮而坚韧的心脏，我的周围闪烁着这珍珠般闪亮的灰蒙蒙的夜：这是个专为我准备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我会不去享受，绝对难以想象。“然而，”我心里想，“若菲利普当初来到纽约，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不会爱上菲利普，对此我敢肯定，要不然我就不会与刘易斯重逢了，我们俩的爱情也就不会存在。如此一番想象，的确令人心头慌乱，就好比极力去想象当初也许可能不会降生于世或者有可能投胎于另一个人。我低声说：
“当我想起我有可能不给您打电话！想起您也有可能不给我回话，那将是多么遗憾。”
“噢！”刘易斯说，“我不可能不与您重逢！”
他声音中充满如此的信念，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把双唇放在他心脏跳动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决不会为这次重逢感到遗憾！”两天后我就要离去，未来重又存在了，但是，我们定能把未来创造成幸福。我抬起了头：
“刘易斯，如果您确实愿意，我春天再来这儿呆上两三个月。”
“无论您何时再来，这儿永远是春天。”刘易斯说。
我们紧紧地搂抱着，久久地凝望着星星。只见一颗流星在空中飞快地掠过，我连忙说：
“许个愿吧！”
刘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经许过了。”
我喉咙眼紧紧一缩。我知道他许了个什么愿，我也知道这一个愿望将无法实现。那儿，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着我，那是我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生活，对它决不会有任何质疑。我春天时再来，可是来了还是要走。
第二天，我采购了整整一天的东西。想起了巴黎，想起了巴黎城那可怜的货架和打扮寒酸的妇女，我给大家什么都买了一点，整整有一大摞东西。我们在外面的餐馆吃了晚餐。当我搭着刘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时，我心里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储气罐的灯泡也最后一次在天地间闪亮。我走进了房间，房间里仿佛闯进了杀人凶手，刚刚杀害了一名妇女，把她的衣橱翻得乱七八糟。我的两只行李箱大开着，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丢满了尼龙内衣、长统袜、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弥漫着爱情、死亡和大灾大难的气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殡仪厅：所有这些物品都是一位已故女人的圣物，是她就要带往彼世的临终圣体。我双脚就像被钉子钉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刘易斯走近衣橱，打开了一个抽屉，从中拿出一个淡紫色的纸盒，显得不好意思地递给了我：
“这是我为您买的！”
薄薄的纱纸下，放着一朵芬芳馥郁的洁白的鲜花。我拿起花朵，紧贴着自己的嘴巴，呜咽着扑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刘易斯说，“法国人吃花吗？”
对，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起来时红润、温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着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浓郁的芬芳中昏死过去，彻底地昏死过去。但是，我是活着进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刘易斯陪我到了那条大街的拐角，我们事先已经商定在这儿分手。他向一辆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我上了车，门咣当一响，车子转过街角，刘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吗？”司机问我。
“不是。”我答道。
“他显得那么悲伤！”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伤，我自然也悲伤！但是，这已经不是同样的悲伤，两人都是孤灯只影。他孤单单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我孤零零登上飞机。
要从一个世界越向另一个世界，从一个肉体过渡到另一个肉体，仅仅十八个小时，这太短暂了，罗贝尔突然朝我一笑，此时此刻，我还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面颊还紧贴着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开始诉说起来。我在信中已经向他诉说了不少见闻。然而，当我一张开嘴巴，我便感觉到我释放出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我刚刚度过的那一个个如此生机勃勃的日子突然间全都成了化石；我的身后只留下了石板一般的凝固了的过去；刘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铜像的冷面般僵硬。我在这儿，漫步在从未离开的街道上，紧挨着从未分离的罗贝尔，诉说着一个与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故事。这5月末的天是多么蓝，大街小巷都在卖铃兰花，流动摊贩小车的绿色篷布上摆着一扎扎用红纸包了半截的芦笋：在这片土地上，铃兰花、芦笋，全都是珍贵的宝物。女人们穿着色彩欢快的布裙，可她们的皮肤和头发在我看来是那么暗无光泽！狭窄的马路上那散乱的车子是多么旧，多么小，多么破，橱窗里早已褪色的绒布上陈列的商品又是多么寒酸！我不可能看错：这严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现实之中。片刻后，更令人无法否认的是，我重又感觉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忧患的滋味。罗贝尔只对我讲有关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个个提问，显然，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发展。贫困、不安，毫无疑问，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们便去了圣马丁。天气温暖，我们坐在园子里。罗贝尔一开口说话，我便发现自己并没有猜错：他心情十分沉重。共产党人向他发起了攻击，早在一年前，他就担心这迟早会来临，除了在其他报纸上，他们还在《铁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伤害了他。这篇文章也伤害了我。文中把罗贝尔描写成一位老理想主义者，无法适应目前严酷的现实；可我反倒觉得他对共产党人作出的让步太大了，对他昔日的东西放弃得太多了。
“这是恶意中伤。”我说，“谁也不会这么看您，连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会这么看。”
“啊！我不清楚。”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有时我自己也想我确实太老了。”
“您并不老！”我说，“我离开时，您并不老，您答应我您不变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说我的年轻时代已过吧。”
“您一点也没有反击？”
“没有。要反击的东西太多了。再说眼下不是时候。”
自5月5日以来，一大批所谓的同情者乘共产党人失败之机，纷纷与他们分道扬镳。人民共和运动获胜，戴高乐坐立不安，美国党窥伺时机，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继后的选举到来之时，革命解放联合会最好还是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但是，罗贝尔作出这个决定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要继续进行左派联合，就不能不伤害共产党人利益的话，那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罗贝尔怨恨共产党人搞宗派主义。在公开场合，他时时戒备，不愿责骂共产党，可在私下他并不约束自己，这两天来，他多次猛烈地咒骂他们。显然，他能跟我说说话，这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个占据了位置的女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我占据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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