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所有时光几乎都在我们家度过。他父亲是位西班牙籍的犹太人，他一心就想着做生意赚大钱，他自称受到西班牙领事馆的保护。迪埃戈责备他父亲生活奢侈，找了一位肥肥胖胖的金发女郎做情妇。我们生活清苦，这正合他的心意。后来，他到了崇拜他人的年龄，对罗贝尔充满敬意：一天，他带着自己的诗作来找罗贝尔，我们就是这样与他结识的。他与纳迪娜相遇后，一见钟情，马上把他的爱奉献给了她。这是他的初次恋爱，也是惟一的一次恋爱。纳迪娜为感到自己不可缺少而无比激动。她把迪埃戈安顿到家里。迪埃戈对我也很喜欢，尽管觉得我过分理智了些。晚上，纳迪娜总是要我陪伴着，他和往常一样，躺在她的身旁，常问我：“还有我呢，您不吻吻我？”我便吻吻他。那一年，我女儿和我，我们亲亲热热。我感谢她能够保持真挚的爱情，而她也感激我没有违背她的心愿。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她当时虽然年仅十七岁，可罗贝尔和我都认为，就获取幸福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嫌早。
他们充满激情，善于幸福地生活。在他们身边，我重又获得了青春。“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来，今晚是节日。”他俩一人拉着我的一只胳膊，对我说。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亲一块金币，他更爱自己动手去拿，而不愿接受施舍，像他这般年纪的人就是这种脾气。他轻而易举地把金币换成钞票，与纳迪娜在登月舱高低起伏的滑车道上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当我在街上与他俩相遇时，他们正在大口咬着从面包商后屋买来的一只大的出奇的奶油水果馅饼。这是他们用来开胃的惯用手法。罗贝尔在电话中受到了邀请，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于是，由我陪着他俩。他们俩脸上沾满了果酱，双手被集市上的灰尘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们的眼睛里分明流露出那种做了错事还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气。饭店侍应部领班准以为他俩来这里是要迫不及待地把来路不明的钱财挥霍一空。他给我们指了一张尽头的餐桌，冷若冰霜但却不失礼貌地问道：“先生没有上装吗？”纳迪娜把自己的上装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满窟窿的旧粗毛线衫上，露出了皱皱巴巴又肮肮脏脏的紧身上衣。不过，还是有人服侍我们。他俩先要了冰激凌、沙丁鱼，继而又点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蛎，最后又要上冰激凌。“不管怎样，反正到了胃里全部混在一起了。”他们整个嘴巴一边往食油和奶油里乱舔，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们填饱肚子是多么快乐！尽管我到处想方设法，但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挨饿。“吃吧，您吃吧。”他们不由分说地让我吃。最后，他们拿了几块肉糜，放在口袋里带给罗贝尔。
就在此后不久，一天清晨，德国人拉响了塞拉先生的门铃，西班牙领事换了，可他毫无耳闻。迪埃戈那天夜里恰好在他父亲家睡觉。那位金发女郎没有受到打扰。“请转告纳迪娜，不要为我担惊受怕。”迪埃戈说，“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一心要回来。”这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几句话。他平时是多么喜爱说话，可他所说过的其他一切话语永远被吞没了。
时值阳春季节，天空蔚蓝，桃树披满了玫瑰色的花朵。纳迪娜和我骑着自行车在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中穿行，我们的心头充满了欢乐，仿佛是在欢度和平时期的周末。然而，德郎西监狱的摩天大楼无情地戳破了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发女郎给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国人送了三百法郎①，此人不时给我们一点有关犯人的消息，并答应帮他们父子越狱。有两次，我们透过望远镜瞥见了迪埃戈扒在遥远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卷发被剃得一干二净，向我们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毁坏的形象在尘世之外游荡。
①旧法朗，100旧法郎为1新法郎。
5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发现大军营里空荡荡的，一些草垫子晒在窗台上，窗户大敞，牢房空无一人。在我们存放自行车的那家咖啡馆里，有人告诉我们夜里有三列火车离开了车站。我们紧挨着架着铁丝网的高墙，站立着窥望了许久。蓦地，我们看清了在遥远的高处两个孤独的身影朝我们俯着身子，年轻的那一位胜利地挥舞着贝雷帽。菲利克斯没有撒谎，迪埃戈没有被火车带走。我们高兴得透不过气来，骑车向巴黎城区奔去。
“他们关在一个美国俘虏营里。”金发女郎对我们说，“他们过得很好，天天晒太阳。”可是，她没有见到他们的面，我们给他们寄了粗毛线衫、巧克力，他们通过菲利克斯传话，向我们致谢。然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收到他们一封亲笔信。纳迪娜要求得到信物：迪埃戈的戒指和一绺头发，可他们恰好换了俘虏营，关押在远离巴黎的某个地方。渐渐地，再也说不清他们身处何地，他们杳无音信，踪影全无。无影无踪与不复存在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当菲利克斯最后心情忧郁地告诉我们“他们早就被枪毙了”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纳迪娜接连几夜乱喊乱叫。我从夜晚到清晨，整夜整夜地把她抱在怀里。后来，她渐渐恢复了睡眠。开始时，迪埃戈常在黑夜里进入她的梦境，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不久以后，连幽灵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她这样做自有道理，我不能责备她。守着一具尸体又有何用？我知道，有人用尸首来制造旗帜、盾牌、枪支，用来制造勋章、喇叭，乃至居室的装饰，可还是让他们的尸骨安息为好。无论成了丰碑还是成了宇宙间的尘埃，他们总归是我们的兄弟。可是，我们别无选择：他们为何离开了我们？但愿他们也让我们安宁。把他们忘了吧。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我们的生活中要做的已经够多了。死者既然死了，对他们来说，一切再也不成问题，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节日的夜晚过后，我们还要醒来，我们怎样生活下去呀？
纳迪娜与朗贝尔在欢笑，唱片在转动，地板在我们脚下颤抖，蓝色的火花在摇曳。我凝视着直躺在一块地毯上的塞泽纳克：他十有八九在梦中回想他当初斜挎步枪、漫步巴黎的辉煌时光。我望着被德国人判了极刑，在最后时刻与一个德国俘虏交换幸免于难的塞尚尔，望着未婚妻被他不义的父亲告发了的朗贝尔，望着亲手宰了十二个保安队员①的樊尚。他们将如何对待这如此沉重、如此短暂的过去，如何面对残缺的未来？我能有什么法子助他们一臂之力？助人是我的份内事。我有办法把他们安顿在长沙发上睡下，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梦，可我再也不能让罗莎复活，再也不能使那十二个被樊尚结果了性命的保安队员复活。即使我能成功，使他们淡忘自己的过去，可我能向他们展现怎样的未来？我能消除恐惧、打消梦想、克制欲望、想方设法适应一切，可我能让我们适应什么样的景况呢？我发现在我的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东西了。
①保安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奸组织。
确实，我酒喝得太多了，开天辟地的不是我，谁也不会找我清账。可我为什么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人着想？我自己照顾一下自己不也很好吗？我让脸颊紧贴着枕头。我是在这里，确实是我自己：令人忧虑的是，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想的东西。噢！若有人问我是何许人，我可以出示身份证。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医生，我不得不先任人分析一番。他们发现我身上具有相当突出的俄狄浦斯②情结：我与一位比我年长二十岁的男人结婚，对我母亲存在明显的挑衅性，几次同性恋的倾向性行为得以妥善了结，这一切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我感谢天主教的教育赋予了我极为强烈的超我意识；这正是我奉行清教主义③、自爱不足的原因所在。我对女儿的情感的双重性源于我对母亲的挑衅和对我自己的无动于衷。我的病例再普通不过了，完全属于既定的范围。在天主教徒的眼中，我的情况也极为平常，一旦发现了肉欲的诱惑，我便不再信仰上帝。我与一位无宗教信仰的人结了婚，这最终使我彻底失落了。从社会观点看，罗贝尔和我属于左派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并非纯属无稽之谈。我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了类别，并接受了分类，尽力去适应我的丈夫、我的职业，适应生生死死，适应大千世界及其可怖的一切。这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亦即谁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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