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谈什么，不过是瞎扯。”
“是瞎扯政治。”
“我早就劝你去看电影。”
“不是政治就是电影！”朗贝尔说，“难道天底下就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想有的。”亨利说道。
“什么东西？”
“我也想知道。”
朗贝尔狠狠地对着人行道的沥青路面踢了一脚，以略显请求的口吻问道：“去不去喝一杯？”
“咱们喝一杯去。”
他们来到一处露天咖啡座坐了下来。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人们围着独脚圆桌谈笑风生，他们在谈些什么？小汽车在马路上弯弯曲曲地行驶，一对对男女青年搂着走过。人行道上，有几对男女在跳舞，传来一支优美的爵士乐曲的回声。毫无疑问，地球上除了政治和电影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那都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来两份双杯苏格兰威士忌。”朗贝尔招呼道。
“双杯！你真行！”亨利道，“你也开始喝酒了？”
“为什么说‘你也’？”
“朱利安喝酒，斯克利亚西纳喝酒。”
“伏朗热可不喝，不过樊尚喝。”朗贝尔说。
亨利莞尔一笑：“是你自己看见什么都认为是政治算盘，我只不过随便说说的。”
“纳迪娜也不愿意我喝酒。”朗贝尔说道，脸上显示出了一种朦胧的固执神情。“她认为我喝不了酒，她觉得我什么都不行。那口气和你完全一样。真滑稽，我这人引不起别人信任。”他声音阴郁地说。
“我对你向来都是信任的。”亨利道。
“不，你有一段时间对我表示过宽容，仅此而已。”朗贝尔一口喝了半杯威士忌，气呼呼地继续说道，“你们那一伙里，如果不是天才，那就非得是魔鬼。樊尚嘛，就是个魔鬼。可我呢，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活动家，也不是放浪形骸的家伙，只不过是一个宝贝小子，连真正喝酒都不会。”
亨利一耸肩膀：“谁也没有要求你非得是天才或魔鬼。”
“你不要求我，那是因为你打心眼儿里瞧不起我。”朗贝尔说。
“你神经出毛病了吧！”亨利说道，“你脑子里有这些想法，我感到遗憾，可我并没有瞧不起你。”
“你觉得我是个资产者。”朗贝尔说。
“那我呢，我就不是？”
“噢，你嘛，是你。”朗贝尔忌恨地说，“你口口声声说你从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实际上，你什么都瞧不起，无论是勒诺瓦、斯克利亚西纳、朱利安、萨玛泽尔、伏朗热，还是其他人，对我也是如此。当然，”他带着充满钦佩和怨恨的声音补充道，“你的道德那么高尚！你无私、正直、公正、勇敢，你对自己一丝不苟，无懈可击！啊！能觉得自己无可指摘，该是多么美妙啊！”
亨利微微一笑：“我可以向你发誓我的情况并非如此！”
“算了吧，你十全十美，你自己心里知道。”朗贝尔泄气地说，接着气愤地补充道，“我知道我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可我才不在乎呢。我就这个样儿。”
“谁责怪你了？”亨利问道。他带着几分内疚的心情打量着朗贝尔。他曾责备朗贝尔随波逐流，可朗贝尔是情有可原的。朗贝尔经历了痛苦的童年，二十岁时，罗莎又死了，纳迪娜是不可能给他以慰藉的。实际上，他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只求别人允许他为自己过几天日子。“可我对他提出的尽是要求。”亨利心里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跑向伏朗热一边。也许除了要求以外，再赋予其他东西为时还不算晚。亨利饱含深情地说道：
“我感到你对我有许多怨恨，还是向我全都倒出来为好，咱们好好交交心。”
“我并不怨恨，是你自己总认为我错，你什么时候都责怪我。”朗贝尔声音凄凉地说。
“你完全错了，当我观点与你不一致时，这并不就是说我觉得你错了。首先我们俩年纪不一样。我认为有价值的不一定对你就有价值。比如，我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完全理解你想趁自己还年轻好好过一过。”
“你理解这些？”朗贝尔问。
“当然。”
“噢！要是你责怪我，我也不在乎。”朗贝尔说。
他声音在颤抖。他喝得太多了，不可能再谈下去，不过也不用着急。亨利对他微微一笑说道：
“听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俩也都有点儿撑不住了。这样吧，我们最近哪个晚上再一起出门，设法真正地谈一谈，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真正谈过了！”
“真正谈谈，你觉得这可能吗？”朗贝尔问道。
“你要是乐意，就可能。”亨利道。他站起身子：“我陪你回去？”
“不用了，我去看看能否找到别的朋友。”朗贝尔神色茫然地说。
“那就最近哪个晚上见。”亨利道。
朗贝尔朝他伸过手去：
“最近哪个晚上见！”
亨利回到旅馆。他的信箱里有一包东西：迪布勒伊的论着。他边上楼梯边扯开包装带，打开了著作的扉页。当然，扉页空白一张。他以为会写上什么呢？书是莫瓦纳寄给他的，以前莫瓦纳寄给他不少别的书。
“为什么？”他自问道，“我们为什么闹翻了？”他经常这样扪心自问。对亨利撰写的社论，迪布勒伊在《警觉》发表文章，以同样的笔调给予回击。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东西造成他们疏远。类似的事情已经不堪回首，但也实在说不清楚是非曲直。共产党人仇恨亨利，朗贝尔离开了《希望报》，波尔疯了，世界正走向战争。与迪布勒伊闹翻了，这确实没有多大意义。
亨利坐在桌前，开始有选择地浏览书中的段落。有的章节，亨利已经读过了，他很快跳到最后一章。这一章很长，很可能是于元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解散之后撰写的。他感到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迪布勒伊身上最突出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毫不犹豫，敢于对自己的思想重新提出异议，重新进行探索。可这一次，观点变化是如此彻底。他宣告：“当今，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已经无能为力。”其原因显然在于：革命解放联合会垮了台。迪布勒伊在《警觉》发表的文章也引起了纷纷议论，可这些文章实际上对任何人都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人们一会儿谴责迪布勒伊是隐藏的共党分子，一会儿骂他是华尔街的走卒，他几乎四处受敌。看来他的心情也并不那么快乐。亨利的处境与他相差无几，心里也不好过。可两人情况也并不完全一样，亨利过一天算一天，想方设法凑合着活；可迪布勒伊有其偏执的一面，肯定不会凑合。再说，他走得比亨利要远，他甚至对文学也提出了谴责。亨利继续往下读。迪布勒伊越走越远，对自己的存在也加以斥责。他反对自己过去提倡的旧人道主义，要以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取而代之，这种人道主义更现实，也更悲观，给暴力以相当重要的位置，几乎将公道、自由和真理等思想一概拒之门外，他无可辩驳地指出，这是与目前人与人之间关系惟一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但是，如果要采取这一准则，那就要抛弃许多东西，可就他本人而言，他无法做到。确实稀奇，迪布勒伊竟然宣扬他本人无法信奉的真理，这意味着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了敌人。“这是我的过错。”亨利心里想，“当初我要是不一意孤行，革命解放联合会也许还在继续存在，迪布勒伊也不会自认为彻底失败。”无能为力，孤立无援，怀疑自己的作品会有什么意义，与前程隔绝，对自己过去又加以否定，一想到罗贝尔目前处于如此的境地，亨利感到心情沉重而痛苦。突然，亨利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我这就给他写信！”也许迪布勒伊会置之不理，也许会愤然回击。这又有何妨，自尊心，亨利再也不知道是何物。“明天我就给他写信。”上床睡觉时，他打定了主意。“也许明天我还可以和朗贝尔真正谈一谈。”他心里暗暗思忖，接着他关了灯。“明天上午贝洛姆夫人到底为什么要见我呢？”他自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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