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多萝茜，”威利说道，“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并不是刘易斯或我们中间的哪个人可以创立的……”
“但是，”我说，“与你们持同样看法的人为数众多，你们就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团体？”
“首先，我们的人越来越少，”刘易斯说，“其次我们都是被孤立的。”
“特别是您觉得冷嘲热讽要比试图做点事适意得多。”多萝茜说。
刘易斯这种不动声色的冷嘲热讽也时常令我气恼。他头脑清醒，具有批评的目光，有时甚至愤世嫉俗，但是，他谴责美国的那种种缺陷与恶疾，在他身上一应俱全，而且紧密相联，就像病人与病魔，流浪汉与污垢一样密不可分。正因为这一原因，我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本人就是一个同谋犯。我突然想起他总责怪我没有把他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可他自己却决不在我的祖国扎根。这明明是一种狂妄自大。“我决不成为一个美国女人！”我在心底抗议。他们继续争论不休，我有趣地在一旁捉摸这个义愤填膺的科莱特·博多施到底是从哪儿闯入了我的心底。
伯特又开车把我们送回住处，刘易斯温情脉脉地把我搂在怀里：“这一天您过得愉快吗？”
他这副温柔的笑脸向我暗示了该怎么回答，可我心情到底如何，没有谁会感兴趣。
“十分愉快。”我答道，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多萝茜多么咄咄逼人！”
“她很不幸。”刘易斯说道，思虑片刻：“弗吉尼亚、威利、伊夫琳都不幸。您和我差不多还算自在，真是莫大的幸运。”
“我并不太自在。”
“您也有不自在的时刻，谁都一个样。可这并不常有。”
他说话如此自信，我无言作答。他接着说：“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奴隶。不是丈夫的奴隶，就是妻子的奴隶，或者儿女的奴隶。”这就是他们的不幸。
“去年，您跟我说过您希望结婚。”我说。
“有时候确实想过。”刘易斯笑了起来：“可一旦与妻子儿女关在家里，我便只会有一个念头：逃出家门。”
他话声欢快，给了我勇气。“刘易斯，您觉得我们这辈子还会相见吗？”
他脸上骤然乌云密布。“为什么不会？”他口气轻浮地反问道。
“因为我们相互住得十分遥远。”
“对，我们住得是远。”
他消失在盥洗室里。情况总是这样，每当我重新靠近他，他便回避。他大概担心我向他索取他无法给予我的温暖、谎言或承诺吧。我开始脱去衣服，我早就料到俩人单独在一起时的这场谈话肯定令人失望。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失望。幸好我的肉体与刘易斯的肉体十分协调一致，不难适应他那种冷漠的态度。我们睡在各自的双人床上，中间隔着一条冰冷的深渊，我甚至再也不明白“欲望”一词的意义所在。
我祈求自己的心灵也能一样宽容。刘易斯宣称若要爱，必须头脑发热。姑且假设我的头脑已经不再发热了吧？刘易斯在酣睡，我倾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第一次试图不再用自己的双眼，而用他人的，用多萝茜的眼睛将他透视一番。他确实是自私的。他打定主意要在我们俩的事情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快乐，尽可能少惹烦恼，对于我所反感的东西，他根本无所谓。他事先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让我来到芝加哥，这是因为与我见面会给他带来欢乐；一旦把我控制在手，他便毫不掩饰地向我宣布再也不爱我了，更有甚者，他还强求我给他笑脸。真的，他只顾他自己，说到底，他为何如此冷酷地谨防产生遗憾、激情和痛苦呢？这种谨慎的举动之中确实含着吝啬的成分。第二天清晨，我尽量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姿态。刘易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用水浇着草坪，我看着他，心里暗忖道：“这是众人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我为何固执已见，一直认为他独一无二呢？”耳边传来了邮车的声音。邮差拔下了插在邮箱上的小红旗，连同邮件一起丢进信箱内。我踏上沙砾小径。没有信件，可有一大堆报纸。我先读一会儿报纸，然后去书房挑选一部书，再去游泳，下午嘛听听唱片。我完全可以做许多愉快的事情，再也用不着折磨自己的大脑和心灵。
“安娜！”刘易斯呼喊道，“快来瞧，我逮住了一条彩虹。”他在浇着草坪，一条彩虹在喷洒的水中闪耀。“快来！”
我重听到了这种急迫而又默契的声音，看到了这副洋溢着欢乐的脸庞，一副与谁的面孔都不一样的脸庞。是刘易斯，确实是他。他已经停止爱我，可他仍然还是他。我为何突然想起他的坏处来？不，我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得到解脱。实际上，我是理解他的。我也同样憎恨不幸，不愿牺牲！我理解他既不愿为我而痛苦，也不愿失去我；我理解他过分地只顾解脱自己心中的痛苦而没有多少心思来关心我内心的痛痒。我回想起了他说话的那种口气，他曾经用抽搐的手紧抓住我的肩膀对我说：“我要立即娶您为妻。”那时，我就已经消除了一切积恨，永远永远。当人们真的不愿再相爱时，人们也就不再相爱了，但是，人们不会随心所欲地表现出不情愿。
我还在继续爱着刘易斯，可这不那么风平浪静。只要听到他说话的一种声调，我就会一时冲动，整个儿重新拥有他；可一分钟之后，我便又失去了他。当他在周末的一天独自去芝加哥过时，我反而感到了轻松。二十四个小时的寂寞，倒是一种喘息。我陪他到了公共汽车站，然后沿着两旁尽是花园和别墅的公路慢慢地走回住处。我带着书坐在草坪上。天气十分炎热，树叶纹丝不动，远处，湖上没有一丝动静。我从小包里拿出罗贝尔最近的一封来信。他向我详细叙述了马达加斯加事件的始末；亨利撰写了一篇文章，将发表在下一期的《警觉》杂志上，可这还远远不够；要想给舆论施加影响，必须拥有一份月报或发行量很大的周刊；他们打算组织一次集会，可缺少时间。他本来可以把我召回巴黎去的。可这又有何用？若我在他身边，罗贝尔不会给我写信，而是亲口给我讲述情况，但不可能因此而使他的工作有所进展。我对他毫无用处，他不会召我回去的，我也没有理由离开这儿。我环顾四周，碧空如洗，草坪就像经过精心修理一般，松鼠和小鸟如同驯养的动物。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这里。我随手抓起一部书：《新英格兰文学》。若在一年前，这准会激起我的兴趣，可如今，刘易斯的国家及其历史已经不再与我有任何关系。堆放在草坪上的书籍全都默不作声。我伸了伸腰，干什么呢？我绝对无事可做。我一时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这一刻显得多么漫长，突然间，我感到惊恐不安，全身瘫痪，耳聋目盲，然而却有着清醒的意识。我常常哀叹没有比这更为不幸的命运了，然而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终于站起身来，回到屋子。我冲了个澡，洗了个头，可我这个人向来不善花很多时间管管自己的身子。我打开了冰箱：一大瓶西红柿汁，一瓶满满的桔子汁，还有随时可供食用的色拉、冷肉、牛奶，只需我伸手去取；食品格里放满了罐头、速溶粉、快餐米饭，只要用沸水浸泡就可食用。我只花了一刻钟时间就匆匆吃完了晚餐。世上肯定有消磨时间的艺术，可这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干什么呢？我听了几张唱片，又扭开了电视机的旋钮，我从一个台跳到另一个台，混合着看电影、喜剧、历险片、新闻、侦探片、神奇故事等，以此取乐，可突然，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我怎么旋转旋钮，屏幕还是一片白点。我想到睡觉，可我平生第一次出现了恐怖感，害怕四处游荡的歹徒、小偷和疯人院跑出来的疯子，害怕睡过了，又害怕睡不着。此时，湖水在咆哮，野兽踩得枯树枝沙沙作响；屋子里，静得让人窒息，我把所有的门一一关死，回到自己卧室抱出一床毯子和一个枕头，亮着灯，和衣睡在长沙发上。我渐渐入睡了：这时，一些汉子从紧闭的窗户跳进屋来，把我击昏了。一觉儿醒来，只听到一只小鸟在啁啾，另一只鸟儿正在用利嘴击打着树身，为树诊病。我宁愿被噩梦缠绕而不愿处在现实之中，于是又阖上眼睛，可眼皮下已经大亮。我起了床。房子是多么空空荡荡！前途是多么虚无缥缈！以前，每当我看到横搭在扶手椅上的白色浴衣或遗忘在办公桌下的旧拖鞋，心里往往激动不已；可如今我再也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都属于刘易斯，对，刘易斯始终存在！但是那位爱我的男子消失了，没有留下一丝踪迹。这是刘易斯，这又不是他。我在他的房子里，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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