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他正心不在焉地写作，突然栅栏门口响起铃声。他穿过院子去开门：来的是拉舒姆。
“是你呀！”他说道。
“是呀。我想跟你谈谈。”拉舒姆声音平静地说，“你好像并不高兴见到我，可还是让我进去吧。”他补充了一句，“我要跟你说的事情你会感兴趣的。”
这十八个月来拉舒姆苍老多了，眼睛下出现了两道黑印。
“你想跟我说什么？”
“关于马达加斯加事件。”
亨利开了门：“你跟一个卑鄙的法西斯分子有何相干？”
“噢！别提了！”拉舒姆说，“你知道政治是什么玩艺儿。一旦写了那篇文章，那我就非得判处你死刑不可。那都是旧事了。”
“可我记忆犹新。”亨利道。
拉舒姆神态痛苦地看着他：“如果你真记恨我，那就恨吧。尽管你真的应该理解！”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过眼下，关系的不是你与我，事关解救一些人的性命。那你就听我说五分钟吧。”
“我听你说。”亨利朝他指了指一张柳条扶手椅说道。实际上，他早已不对拉舒姆感到愤怒了。那整个过去离他已经太遥远了。
“你刚刚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我甚至说是一篇振聋发喷的文章。”拉舒姆声音有力地说。
亨利耸了耸肩膀：“可惜它没有震醒上流社会。”
“是呀，这就是不幸之所在。”拉舒姆说道。他搜索着亨利的目光：“我猜想如果别人给予你更广泛的活动余地，你不会拒绝吧？”
“那是什么活动余地呢？”亨利问。
“简单地说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组织一个保卫马达加斯加人委员会。本来要是不由我们出面，而由别人发起更好，但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分子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具有敏感的意识，有时候，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安之若素，结果是谁都袖手旁观，不肯动手。”
“迄今为止，你们也没有干过多少大事。”亨利说道。
“我们无法干。”拉舒姆连忙说，“他们一手策划了整个事件，其目的正是为了取缔马达加斯加民主革命运动；他们通过马达加斯加的议员，把目标对准了整个运动。要是我们过分大张旗鼓地为他们辩护，那会连累了他们。”
“就算如此，那又怎么了？”亨利问道。
“那么我就想到了组织一个委员会，其中进去两三名共产党人，而大多数由非共产党人组成。我读了你的文章，心想谁也不会比你更有资格主持这个委员会。”拉舒姆用目光询问着亨利。“同志们都不反对。只是在向你正式提出请求之前，拉福利想先有个把握，肯定你会接受才干。”
亨利保持沉默。法西斯分子、卖身投靠的家伙、混账、密探，当初他们断言他干尽背信弃义的勾当，如今他们又突然回头，向您伸出乞求的手。这不禁使他产生了几分极为惬意的胜利感。
“那个委员会里具体都有哪些人？”亨利问道。
“都是一些很渴望行动也比较重要的人物。”拉舒姆回答道，“可他们都不是荣誉勋位团的成员。”他耸耸肩膀：“这些人一个个都那么担心危及了自己！他们宁愿看着二十个无辜的人被活活打死，也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陷进去。如果您出面牵头，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声音迫切地添了一句，“你嘛，他们肯定会跟着你走的。”
亨利犹豫不决：“你们为什么不去请迪布勒伊？他的名字比我的要更有分量，他也肯定会答应的。”
“有迪布勒伊那敢情好。”拉舒姆说道，“可必须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个。迪布勒伊跟我们太贴近了，无论如何不应该让这个委员会被人看作是共产党人出的主意。”
“我明白了。”亨利硬邦邦地说，“我只有在当一个社会叛徒的情况下才可能对你们有所用场。”
“对我们有所用场！”拉舒姆气呼呼地说，“你可以对被告有所帮助。看你都想些什么，我们在这件事上可以得到什么？你不了解。”他带着责备的目光看着亨利继续说道，“我们每天都收到从马达加斯加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今天上午也还收到了。一封封撕心裂肺：‘公开事实真相吧！激起公众舆论。把那儿发生的一切告诉本土的人们。’可我们的手脚都被捆着！如果不设法让大家组织起来投入行动，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亨利微微一笑，拉舒姆情绪激烈，令他心动。确实，此人可以干出卑鄙的勾当，但也不会平心静气地容忍别人大批大批地折磨、杀害无辜的人。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口气随和地问道，“你们那里把什么都混淆在一起，政治谎言和真情实感相混杂，别人很难分辨真伪。”
“要是你们不动辄就谴责我们搞阴谋诡计，那你们还是可以分辨得更清楚一些的。你们好像总是以为共产党只为自身谋利益！你记得1946年吧，我们为克利斯迪诺·加尔西亚出面干涉，可别人却谴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往断头台上推。如今我们保持沉默，你又对我说：‘你们可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你别生气。”亨利说，“你好像变得特别爱动气。”
“你不知道，到处都被人怀疑！最终真弄得您恼火透了！”
亨利恨不得回他一句：“这是你们自己的错。”可嘴里没有说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摆出那种肤浅的高人一等的模样。说实在的，他已经不再记恨拉舒姆。有一天拉舒姆曾在红酒吧对他说过：“我宁愿忍受一切而不愿离开党。”他觉得与涉及的利益相比，他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可他为什么更加重视亨利的价值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友谊自然谈不上了，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他们一起工作。
“听着，我巴不得与你一起工作。”亨利说道，“我并不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总可以试一试。”
拉舒姆脸色变得晴朗起来：“我可以告诉拉福利你一定会同意的？”
“是的。可你们都有哪些打算，给我详细说一说。”
“咱们一起讨论吧。”拉舒姆说。
“瞧。”亨利思忖，“这再一次得到证明，每做一件正经事都必定要担负起新的义务。”他于1947年撰写了社论，这不可避免地迫使他写了《警觉》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又推着他去组织那个委员会。他又被死死地夹住了。“可这不会持续多久，”他暗暗在想。
“您该上床睡觉了，看你精疲力竭的样子，”纳迪娜不高兴地说。
“我是乘飞机旅行累的，”安娜以抱歉的口吻说道，“再说还有时差。我昨天夜里睡得很不好。”
工作室里看似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安娜头天回到家里，纳迪娜到小院子里采摘了各式各样的鲜花，把屋子装饰成一个花的天地。可实际上谁也不开心。安娜突然苍老多了，无度地喝威士忌。最近这些日子一直精神振奋的迪布勒伊也显得忧心忡忡，无疑是由于安娜的缘故。纳迪娜多多少少都在赌气，她还一边织着一件鲜红色的东西。亨利介绍的情况更使夜晚布满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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