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亨利说着，快步朝门口走去。原来是迪布勒伊一家。安娜抱着一束玫瑰花，迪布勒伊肩上搭着几大串红辣椒，身后跟着的纳迪娜显得闷闷不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您知道消息了吗？空军终于出击了。”
“知道了，一千架飞机！”
“他们被一扫而光了。”
“他们完蛋了。”
迪布勒伊把那些红辣椒放在长沙发上：“用这玩艺儿来装饰装饰你们这间乱得像窑子似的小屋子。”
“谢谢。”波尔毫无热情地谢道。迪布勒伊把这套公寓说成窑子，听了好不让她气恼。他常说像窑子，是因为这屋里摆着这么多面镜子和挂着红色窗帘的缘故。迪布勒伊察看了一番屋子，说：“应该把红辣椒挂到中梁上去，这要比槲寄生美。”
“我喜欢槲寄生。”波尔斩钉截铁地说。
“槲寄生，是傻玩艺儿，毫无特色，过时了。再说，它是寄生玩艺儿。”
“把红辣椒挂到楼梯上面的扶手上吧。”安娜建议道。
“挂在这里，要漂亮多了。”迪布勒伊说。
“我坚持挂我的槲寄生和枸骨叶冬青。”波尔毫不相让。
“行，行，这是在您的家里。”迪布勒伊说道，然后朝纳迪娜示意：“过来帮我一把。”
安娜取出了熟肉酱、黄油、奶酪和糕点。“这是用来调制潘趣酒的。”她边说边把两瓶朗姆酒往桌上放。接着，她把一包东西塞到波尔的手中：“喏，这是给你的礼物。这个是给您的。”她说着递给亨利一只陶瓷烟斗，上面一只鸟爪正死抓着一只小蛋，与路易十五年前用的烟斗一模一样。
“真棒极了！十五年来，我一直渴望有这么一只烟斗。您是怎么猜透我的心思的？”
“因为您跟我说过！”
“一公斤茶！你真救了我的命。”波尔惊叹道，“多香啊！真正的好茶！”
亨利动手切起面包片来，安娜往上抹黄油，波尔则一面往面包片上涂肉酱，一面忐忑不安地察看着迪布勒伊用锤子猛击着铁钉。
“您知道缺点儿什么吗？”他朝波尔大声说道，“缺一盏大水晶玻璃吊灯。我一定给您搞一盏来。”
“可我不需要！”
迪布勒伊把一串串红辣椒挂好，然后走下楼梯。
“不错！”他一边说一边用挑剔的目光检查着自己的杰作。他走近餐桌，打开一袋香料。多少年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调制潘趣酒，这配方是他在海地搜集来的。纳迪娜倚着楼梯扶手，嘴里咀嚼着一个红辣椒。她芳龄十八，尽管常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床笫上乱睡，但看上去却仍然像情窦初开的少女。
“别把装饰品给吃了。”迪布勒伊朝她喊叫道。他把一瓶朗姆酒倒进色拉盒内，转身对亨利说：“我前天遇到了萨玛泽尔，我很高兴，因为他似乎已经打定主意跟我们走。您明天晚上有空吗？”
“11点之前，我无法离开报社。”亨利回答道。
“那就11点来一趟吧。”迪布勒伊说，“我们要讨论一下怎么行动，我很希望您能在场。”
亨利淡淡一笑：“我这就不明白为什么了。”
“我跟他说过您跟我一起工作，您在场分量会更重。”
“我并不认为像萨玛泽尔那样的家伙对此会很重视。”亨利仍然微笑道，“他肯定十分清楚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可他跟我想法一致，决不能放弃政治而让政客去搞。”迪布勒伊说，“您来吧，哪怕只稍待片刻也行。萨玛泽尔手下有一批人，值得重视，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我们用得着。”
“听着，您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波尔声音不快地说，“今天晚上是节日。”
“那又怎么样？”迪布勒伊反问道，“难道在节日里就禁止谈论令人关心的事情？”
“可您为什么坚持要把亨利往这桩麻烦事里拖！”波尔不甘示弱，“他已经够劳累的了，他已经跟您说过几十遍了，政治让他烦透了。”
“我知道，您把我看作一个不正经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小伙计们往歪道上引。”迪布勒伊微笑道，“可政治不是堕落，我的美人，也不是社会游戏。要是三年后爆发新的战争，第一个抱怨的也许就是您。”
“这是危言耸听！”波尔道，“等这场战争彻底结束后，没有人想再打一次新的战争了。”
“人们想还是不想，您觉得这起得了什么作用！”迪布勒伊说。
波尔正要回击，可亨利抢过了话头。“真的，”他并无恶意地说，“我没有时间。”
“时间永远都有。”迪布勒伊说。
“对您来说是这样。”亨利微笑着说，“可我呀，是一个凡夫俗子。要我整整一个月，天天连续工作二十小时，也不睡觉，我做不到。”
“我也同样办不到。”迪布勒伊说，“我再也不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了。不过，不会要求您干那么多事的。”他神色不安地尝了尝潘趣酒，又这样补充了一句。
亨利开心地瞅了他一眼。不论是二十岁还是八十岁，迪布勒伊总是一双贪噬一切的大眼睛，满目喜悦，永远显得那么年轻。这真是个狂热的家伙！相比之下，亨利常觉得自己不专一、懒惰、不坚定，即使逼着自己也无济于事。二十岁时，他是多么崇拜迪布勒伊，以致觉得自己应该处处效法于他。结果呢？他还是永远睡不够，大量服麻醉剂，陷入愚蠢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他不得不痛下决心：放弃娱乐。于是他渐渐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同时，也丧失了写作的乐趣，慢慢变成了一部机器。整整四年里，他完全是一部机器。现在，他首先要使自己重新成为一个人。
“我毫无经验，真不明白这对您会有什么用场。”他说。
“没有经验，这自有它好的一面。”迪布勒伊开腔道。接着，他淡然一笑：“再说，就目前而言，您的大名对许多人来说颇有影响。”他笑得更带劲了，“在战前，萨玛泽尔在大大小小的各个派别中都混过，可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才需要他，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游击英雄，他的名字有影响。”
亨利开口笑了起来，在他看来，只有当迪布勒伊想表现得恬不知耻之时，才显得最为幼稚天真。波尔谴责他危言耸听，这自有道理，倘若他真的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那他决不会如此开心。事实是他看到出现了行动的可能性，迫不及待地要适时利用。亨利并不感到那么兴奋。显然，自1939年以来，他变了，从前，他是左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使他厌恶，社会不公平令他憎恨，也因为他把世上所有的人都看作兄弟。可这种美好的高尚情感并没有使他投入任何行动。如今，他知道自己若真的想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他自己必须付出代价。马勒菲拉特尔、布古安和皮卡尔在小树林边丢了命，可他将永远怀念他们，仿佛他们还活在人间：他和他们围坐在一起，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盆红酒玉葱烧野兔，他们饮着白葡萄酒，谈论着前途，尽管并不十分相信会有什么前途。这四个当兵的，等战争一结束，他们各自又将重新成为一个资产者、一个农民、两个钢铁工人。此时此刻，亨利明白了，在其他三人和他的眼里，自己可能会像一个或多或少有点耻辱，但心甘情愿的特权者，再也不会是他们中间的人了。若要继续做他们的伙伴，惟有一条路可走：一如既往，与他们继续共事。1941年，当他与科隆布树林小组一起共事时，体会更为深刻了。开始时，事情并不顺利，弗拉基一口一个：“你明白吧，我是个做工的，我说的是做工的人的理。”亨利恼火极了。然而，多亏了他，亨利领悟到了从前根本不知晓的一些事理，他从此感觉到了这种威胁：仇恨。可他消除了这种仇恨，在共同的行动中，他们最终把他看作了自己的战友。可是，一旦哪一天他又重新成为一个冷漠无情的资产者，这种仇恨必将重现，那是理所当然的事。除非他做出相反的表示，不然，他肯定是亿万人民的敌人，是人类的仇敌。他绝对不希望这种下场，他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有所表现。不幸的是，行动已经改变了形式。抵抗斗争是一码事，政治又是另一码事。政治，这远远不能激起亨利的热情。他完全清楚类似迪布勒伊打算从事的运动意味着什么：委员会、讲演会、代表大会，人们讲呀，讲呀；势必要玩弄数不完的手腕，要没完没了地妥协，没完没了地接受站不住脚的折衷方案。时间被白白浪费，一让再让，气得让人发狂，还有那令人满怀忧郁的厌烦，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嫌恶的了。主办一份报纸，这是他心爱的工作，当然，两者并不相互排斥，甚或能互为补充。断不能把《希望报》作为遁辞。不能，亨利自感没有权利回避，他只是设法把代价控制到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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