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之暗恋肖冬梅，就没赵卫东爱肖冬云那么矛盾了。他爱得相当简单，以不至引起反感的取悦为方式。也爱得不失原则。那原则便是——会使肖冬梅不高兴的话不说；会使肖冬梅不高兴的事不做；会使自己直接站在肖冬梅对立面去的态度，那是一定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的。哪怕肖冬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他很想反对的。在这一点上，他往往显得特别的好脾气。两天前他对她的大声斥责，以及他砸了临街橱窗的冲动行为，是由于他受到的刺激超过了他的自制力。那是一次“反常”。他正因而失悔。
所以，听了肖冬梅那一番抗议的理由，李建国表现得相当平静。他随口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背完，就郑重地表过了态似的，不再出声了。在那样一种时刻，背那样一段毛主席语录，莫说使赵卫东和肖冬云感到莫名其妙，连肖冬梅也不由连连眨眼，不解其意。
赵卫东的目光像钟表的秒针，将三名红卫兵战友的脸当成刻有时间的并列的钟表盘似的，匀速移动了半分钟。这使他们都明白，自己们的“思想核心”又要开始长篇大论的教诲了。果然，赵卫东以从容不迫真理在胸的语调说：“刚才，亲密的红卫兵战友肖冬梅同志，向我们谈到了所谓灵魂问题。并且以强烈的抗议的态度，对我们是否有权关注和过问自己亲密战友的灵魂状况表示了她的异议。我首先声明三点：一、我认为她的问题提得好。这个问题，本是应该由珍惜自己灵魂之革命纯洁性的人提出的，既然我们还没来得及提，被亲密的战友肖冬梅同志首先提出了，所以好。因为正确的思想以答辩的而非宣战的方式体现，更有益于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二、我们视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仍称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乃因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曾经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对我们都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进一步说，当革命处在低潮时期，每一粒革命的种子都是宝贵的。三、亲爱的战友肖冬梅同志这一粒革命的种子，现在而论，显然的，不如她从前那么饱满了。好比一粒麦种或树种浸水了，受湿了，将会有不茁壮的株苗在不适当的节气生长出来了。这不应当成为一件引起我们憎恨的事情。同志们，同志们啊，这首先是一件值得我们痛心的事情啊！心痛而情真。这个情，是红色的情，是革命的情，是治病救人的情，而绝不是其他任何庸俗的情。以上三点，我认为，应是我们对亲密的战友肖冬梅同志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基本的，继续所持的友爱原则。当然，如果她讳医忌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只要她不公开成为我们思想的敌人，我们还是要只痛心，不憎恨，争取将她重新团结到我们中间来……”
在赵卫东娓娓而谈的时候，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都保持着习惯了的静默。并且，都注视着他。他们都曾是特别尊敬他的。而肖冬梅对他的尊敬，更是比肖冬云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她相当崇拜他这位红卫兵兄长。只要他一开口，她就仿佛被催眠着了。他刚刚度过男性的变声阶段，嗓音初定，
青春期的沙哑已完全被年龄的筛子滤去。唱起歌来像圆润的嘹亮的小号，说起话来像萨克斯管，像箫。而她听他唱歌就像欣赏演奏，听他说话就像听他唱歌。爱听得要命。听不够。用当今的讲法是，他的声音很
性感。起码对她如此。
但此时此刻，她恨不得双手严严实实地捂他的嘴；恨不得扼住他脖子；恨不得揪住他的舌头，将他的舌头从口中拽出来，一截截扯断。并且扔在地上踏扁蹍碎。对于她，他说话的声音已不再悦耳动听。恰恰相反，如铁皮一阵阵蹭在玻璃板上，刺激得她脑仁隐隐地颤疼。以前她认为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一种无比正确的思想，都在真理的不可怀疑的范围以内。现在，她则根本听不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了。尽管他的话一如既往地说得明明白白。却越是明明白白越使她不知所云。她很想大发脾气，因为他将她比作“一粒”种子。“粒”字使她感到他将自己比得轻乎又轻，小而又小。哪怕比作“一颗”种子，她也爱听点儿。又觉得自己实在没来由发脾气。因为他同时还认为她是“宝贵”的。还视她为“亲密的战友”。还对她怀有“红色的”，“革命的”那个“情”。一方面她从他的话听出来，他显然的已将她归于“另册”，也就是不珍惜自己灵魂之革命纯洁性的人一类；另一方面，他又确确实实在用他的话语表明，他对她仍怀着深深的，听来令人感动的，无比高尚的友爱……
是的，他的话仿佛是咒语，使她处在一种特别生气而又特别不能生气的境地。她知道，显然的，她一旦发作，她就使自己变得不可理喻了似的。她比听李建国滚瓜烂熟地背那一段毛主席语录时还尴尬，嘴上像被贴了封条，只有呆瞪着“思想核心”张口结舌不停地眨巴眼睛的份儿……
姐姐肖冬云和李建国都以十分同情近乎可怜的目光瞧着她。仿佛她是一个极端浅薄而又极端不自量的、在老方丈面前斗法，才三言两语就懵里懵懂地彻底被斗败了的小和尚……
赵卫东继续以温和之至的、诲人不倦的口吻说：“下面，请允许我再粗陋地谈一谈我对灵魂问题的一贯看法。同志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不承认宗教迷信所宣扬的那一种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可以重新转世投生的所谓灵魂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儿，灵魂即精神。一个人的灵魂状态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精神境界，是由每一个具体的革命者的精神境界组合成的。红卫兵者，何许人也？革命者队伍的后备军耳。所以，一名红卫兵的灵魂状态的革命纯洁性怎样，绝不仅仅属于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成败与否的大事情。这个事情大得非同小可。所以我们每一名红卫兵，都有着神圣的权力和责任监察另一名以及一切红卫兵战友的灵魂状态。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必须受到任何红卫兵战友的密切关注和监察。这乃是互为的权力、互为的责任。神圣而又天经地义，责无旁贷。靠着互为的权力和责任，我们足以使我们灵魂的革命性像蒸馏水一样纯洁，像水晶一样透明，只要有一点点私心杂念，有一点点享乐主义的细菌，有一点点非革命性的七情六欲的存在，都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和彻底的消毒。试问，不如此，一个崭新的理想的世界，又怎么能由我们去创建？我们红卫兵为了革命二字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袒露我们的灵魂吗？我们应该是没有隐私的人。是的，我们当然有灵魂，但我们需要隐私干什么？对革命我们何隐之有？对主义我们何私以怀？我们要响亮地回答，无隐，无私。因而，我们无隐无私的灵魂，实际上应该是共有的，公有的，你的即我的，我的即你的。我关注你的灵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的灵魂；我监察你的灵魂，也是在监察我自己的灵魂。我这一种特权不是我强加于你的，而应被理解为你赋予我的。故它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尤其神圣。你的灵魂绝不应因为被我关注被我监察而惴惴不安。恰恰相反，倘我不对你的灵魂时时刻刻事事处处履行神圣又高尚的权力和责任，你才应该有惶惶不可终日的表现，仿佛你的灵魂已变成了不值得别人一瞥的东西。因为那意味着我对你已不负丝毫的责任了。就像农夫不再对一粒种子负任何责任一样。那你就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了，就要自己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了。而且，那时，只有那时你的抗议才是积极的抗议。因为你那时只有经过强烈的抗议，才可能重新争取到自己的灵魂共有和公有的资格，才可能重新获得别人关注和监察你自己灵魂的真诚责任。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灵魂这个东西，倘不属于革命的性质，那么，迟早有一天注定了会属于反革命的性质，迟早有一天会被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所共有和公有，除了这根本对立的二者它别无选择。而这一点是早就被革命的主义、革命的哲学、革命的辩证法所一次次地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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