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个善于耍两面派的男人，存心坏她，不跟把玩健身球似的呀？上级机关呢，见风就下雨，派了考察小组来进行考察。对她考察了一个星期，又搞得沸沸扬扬了一场，结果不了了之。最后还对她说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事就是怪。处处庇护怀着阴暗心理假借广大群众名义写匿名信的人。那理由是，如果不庇护他们，将来群众连真实情况也不敢反映了。当然，纸里包不住火，后来全院的人也就明白了，连她自己也清楚是谁搞的鬼了。别人问她：“小姚你生不生气呢？‘她说：”怎么不生气泥？他比我年纪大那么多，我那么尊敬他，他一向在我面前装成对我最友好的一个人似的。’她还落泪了。别人怂恿她：“你得教训教训那家伙，给他点儿颜色看呀！你干吧，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一边儿！‘她说：”我不。我想找他谈谈心，我得告诉他：我并不想当；如果他还很想当，那就努力重新取得群众对他的信任，我痛痛快快地让给他当。’别人那个气呀，别人说你这不是等于廉价出卖我们群众对你的信任吗！我们如果还能信任他，会选你吗？她却真去找对方谈心。对方呢，反正勾当已经暴露了，目的也没有达到，再没法儿伪装什么了，就干脆不伪装了，干脆处处明面地和她作起对来。有这么一个存心作对的人，她的工作挺难开展。这一切我们当领导的都知道，都一清二楚，却没谁出面为她主持过公道和正义。一方是前任工会主席，仍保留着干部待遇，而且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尽管品质不佳，但毕竟没做太出格的事儿，无非调拨离间，搬弄是非之类的小勾当。领导都撕不开情面认真对待，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稀泥和事佬的态度。而另一方是她这么个最能忍辱负重的人。既然她天生能忍，就由她多忍些个吧。她年轻，也算是种磨练吧。有时事情确属欺人太甚，有群众替她忍不了，看不下眼去了，反映到领导这儿来。我们当领导的，也是采取有理无理都三扁担的处理办法。其他的领导是这样，连我这位比较关心她的领导也是这样。有几次她找我，表示真的不愿当下去了。她从不在领导面前告别人的状，只强调自己能力不够。当然不是什么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她能力挺强，又善于团结群众，当工会主席再合适不过了。偏巧那些天我也因为家里的单位的事烦躁不安。儿子去年没考上大学，已经在家闲呆了快一年了，声明我这当父亲的再不为他安排工作，他就投少林寺去。女儿闹离婚，怀着四个月的孕还闹离婚。你说哪有怀着孕闹离婚的呀！她说不吃麻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CP确定是男孩儿，女婿和女婿全家盼着男孩儿出生呢，好传宗接代啊！女儿要给女婿和女婿全家来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说孩子怀在她肚子里，看法院判给谁，就不信法院会把怀在女方肚子里的孩子判给男方。挺着个肚子，住在我家里，我和她妈还得好生地侍候她。单位里呢，因为自行车棚盖在了不该盖的地方，被罚了一笔款不算，还限期拆除。卫生大检查，被评了劣等。亮黄牌警告，还说要上电视。都是我抓的工作范围。搞得我在领导者们中间脸上无光，灰不溜丢的。小姚找我那几次，我没耐心和她好好相谈，不是三言两语把她打发走，就是兜头一通批评。说她女人事儿多；说她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说她缺乏涵养；说群众选的，上级机关审查批准的，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除非犯错误，群众一致强烈要求免她的职，否则，本院领导是没理由撤她的，那也得上级机关批准。如今哪方面的工作好做？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受着，这就叫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今天到你家里来，是怀着很内疚的心情的。我觉得太对不起小姚。单位的群众也说，以小姚那种人，那一种天生的能忍辱负重的性格，如果本是由于在单位受的委屈太多太大了，怎么会跑到街上去和人吵架？这些都不谈了。今天直话直说吧：为了能使小姚少判几年，我们单位愿意拿出一笔钱来。我们去找过法院，法院答复关键在死者家属方面。只要死者家属方面肯于宽谅，法院是乐于从中进行调解的。单位的群众说，如果几万元能减少小姚几年刑，单位拿出几万元，群众绝没意见。老梁，我们来你家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无论如何，你成全我们一下……“
韩副院长说时，我反复看那些照片。越看，越听，我越同情起那个小姚来。我很替她庆幸。她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对她真是够不错的。简直太不错了，我甚至不无嫉妒。
那个小齐，却默默地将照片一一收回，放入信封，揣入兜里。它们对他仿佛变得非常珍贵了。
王松山推他一下：“你倒是也说说呀！为什么不说啊？”“韩副院长都说过了。我还说什么？我说了又能起什么作用？谁信呢？”
看来，对我，对他们造访之目的，他已开始感到灰心。“英英！英英过来……”
他叫他女儿。
于是她跑过来，重新偎在他怀里，仍以一种戚戚哀哀的目光望我。
“咱们……走吧？……”
他看看手表，又看看王松山。
“走？没个结果，走什么走？白来一趟啊？……”王松山有些光火。
韩副院长也说：“别走别走，总得听梁同志表个态……”我说：“我很抱歉。
我刚才……不该说那些先入为主的话。韩副院长，您讲那些，我都信，绝对地信。
对你们的心情，小齐尤其对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咱们别扯这些，我们来不是想听你讲这些话的！”王松山颇不耐烦地打断我，气呼呼地瞪着那小齐说：“好，你不愿说，找替你说！帮人帮到底，谁叫我是你们两口子当初的介绍人呢！……”
于是急切地向我陈述。他说那些日子，小姚在家里也受了很多委屈。
先是，她忽然感到头晕，恶心，还吐过好几次。一化验，一检查，怀孕了。只许生一个，不许生二胎呀！他说，可不是小姚的错哇，当然也不是小齐的错。小姚戴着环呐！戴着环怀孕了，他说这他妈的不纯粹是质量问题吗？那也得做了呀，那不做也不行哇！结果因此失血过多，休养了两个多星期身体才缓过来。小齐非但没好好照顾她，反而不止一次埋怨她。埋怨她不该不听他的话，如果听了他的话，过几个月再查，怀孕也就怀孕了，说不定生也就生了。反正又不是他们明知故犯。白捡一胎，干吗非“流”了呢？小齐他做梦都渴望再有个儿子，而“流”了的恰恰是个男胎。这就叫小齐惋惜得不得了，心疼得不得了。当然心疼的是那个男胎，而不是小姚。他对妻子不满，也就谈不上对她照顾不照顾的了。尽管他们夫妻一向感情不错，可是在这件事上，小齐表现得太自私。接着是和邻居，也就是他们的房东关系恶化。原本关系不错的，有时他们夫妻俩下班晚了，房东还替他们到幼儿园接孩子。逢年过节，两家端来送往的。他们当初租住房子时，和房东签定的是五年的合同。可是如今有一位外地的个体户，愿出每个月五百元的高价租下房东那两间小西厢房。人家图的是离开铺面做买卖的地方近，人家不在乎多花点儿钱。而按当初的合同，小齐两口子每个月才交八十元。八十元当然也不算低，可和五百元一比，小孩子也知道五百元多哇。不是多出一点儿，是六倍多呢！人家那位个体户还表示了，如果小齐两口子肯搬，人家可以替房东补给他们一千两千的，买个三方乐和。房东就找他们两口子商议。他一听急了，租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马上到哪儿去租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好说话的人，他们就表示愿意提高房租，提高到每月一百或一百一十元。每月多交二三十元房租，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而言，几乎等于是豁出去了。平心而论，房东平时也是挺好说话的人，可在这件事上，房东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两口子没奈何，便四处托人找房子。找来找去的，不是房租太贵，超出了他们最大限度的工资承受能力，就是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上下班成为困难。终于找到一处，虽不甚理想，但总比每天看房东的脸色强。准备搬时，才知道附近没幼儿园，孩子入托又成了难事儿。两口子的单位，目前都没有幼儿园。小齐是外地留京工作的大学生，父母在外地，鞭长莫及，照顾不上他们的孩子。小姚的母亲去世了，父亲七十多岁了，老人自己还需要照顾呢！两口子结婚后，还从没那么苦恼过，还从没那么犯愁过。有一天小姚实在心里憋屈得忍不住了，对小齐说：“你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一讲吧！”小齐呢，明知故问：“讲什么呀？”小姚说：“讲讲咱们的实际困难呗！”小齐说：“讲也没用。单位有单位的实际困难，目前解决不了咱们的实际困难。”小姚听了，一边做饭，一边唉声叹气。小齐又说：“你更应该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讲。”小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是夫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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