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信很伤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却又希望教会别人怎样心理坚韧起来。我劝他不要把那些信当成一回事，连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烧了。他不听，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该怎么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亲回过几封信，对那种尖酸刻薄、文字放肆无礼的，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套谁不会。都是无师自通的。倒也没谁纠缠不休，打上门来。可是如果父亲回信，就没这么好的结果了。我劝他，把没写完的著作抓时间写完才对，何必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听，说对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是一有人请他，他又去演讲又去做报告。拦不住他。他说那么多人都把我当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当成一个冥顽不化的保守派了，我还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吗？他似乎觉得，全中国，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许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们。你简直没法向他说明，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臆想。结果他就去了，结果自尊又带着创伤回来，又会对我像小孩子一样喃喃述说：“冉啊，女儿啊，爸爸心里很悲哀，没人理解我。‘……”
他有时明白，承认所谓社会心理学，不过就是一门学问。承认自己这一位学者，不过就是依赖于它而确立了功名的个人。有时又不那么明白，认为它是和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经济一样重要的，关系到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项目大问题。这是冉说的，冉说她的父亲给中央写过一封信，提议中央下一个文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青妇联各界都要掀起学用社会心理学的热潮。说她父亲认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会心理学的普及运动，中国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他品尝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儿，好几天内戚戚然愤愤然，觉得自己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被严重轻蔑了……冉说她的父亲自从因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后，不快的事懊恼的事令他愤恨的事接踵而来。先是他正带着的两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钱的诱惑，视博士证书如粪土，下海经商了。一名利用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给洋人刷盘子去了，发誓永不回国了。还将替他整理的一部社会心理学手稿暗中带出了国。原以为那等于是一大笔美金，却因为是中文的四处碰壁推销不遂。最后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价，当作“资料”，卖给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
人家花钱雇佣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突击翻译完毕，并以最快的在中国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版了。当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书一发行造成不小的轰动。人家名利双收，不但获得了几万美金的版税，而且隔夜之间成了研究当代中国人的专家。据说连美国总统都对那一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认真通读了一遍不算，还推荐给他的白宫幕僚们，还邀请那位美国教授参加了一次总统私人晚宴。这件事反馈到国内，当导师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几乎震怒得背过气去。其后的几天内，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内不见人。咕咕哝哝独自说的是：“我花了四年时间，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卖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时刚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她当然没敢告诉父亲。她矢口不谈自己受到欺骗的心灵痛苦，娓娓地劝说父亲想开点儿。说父亲那么多弟子中，只出了一个行为卑鄙的不足为怪。而她的母亲却对她的父亲指责不休，声明自己从来没喜欢过老伴儿那个学生，斥他有眼无珠看错了人，实在是很活该的事。但这声明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她比冉的父亲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着那个卑鄙小人早点儿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儿不在家时，乔老先生将冉唤入书房，很是郑重地对冉说，自己终于想通了。人生在世，总难免被坑害几次的，何况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数已经不少，应该明白人坑人之事，实在寻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样。若以七十来岁的一大把年纪，居然还想不通这么点儿别扭的话，岂不是越活越娇气了吗？冉自是软声细语，说父亲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说也有学生被导师所坑的事。说互为坑之，方显出大千世界的公允。乔老先生微笑颔首，频频称是。说自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连起码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备，真真是太令人耻笑了。自嘲一番之后，更加郑重地对冉说，自己觉得太对不起女儿。因为在两名收山弟子中，他对坑了自己那一个，一向情有独钟。因为是在自己的促进下，女儿才以心相许。他嗫嗫嚅嚅地问女儿，是不是也以身相许了。经父亲这么一问，冉回答说是的。冉承认自己已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手术了。不过冉说这没什么，冉说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于怀，认为这种事是为男人做出的牺牲，因而有什么吃亏的想法，求索补偿，甚至产生报复。冉说她认为，这种事儿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馆，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也等于增强了自己今后在爱情方面的免疫力。于是乔老先生也说女儿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而当女儿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却没法儿说。乔老先生还托人给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恳言之至，目的全在于打消对方的负疚之感。说世界有时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后无论在哪儿无论在什么场合邂逅了，之间仍能以师生关系相待。没收到回信。乔老先生每每谈起，喟然长叹。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鸿遥渺，竟勾引得他怀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来。他还千里迢迢地去寻找过一次，想亲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么样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从此不惦记着了；如果混得不济呢，他想把人家带回来，继续收为弟子。心诚诚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归来之时却是哀怅怅伤戚戚。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当地自杀了……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社会心理学家毕竟是社会心理学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么的也比不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中国人强不少。心理创伤一愈，一种“野心”油然萌发。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报复心理，乔老先生其实也是有的。不过报复的手段并不歹毒，报复的对象也不具体。他对女儿表示他想通了，其实是想通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儿并没怎么想通，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儿反而越狭小。他承认中国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很没出息，行为很野蛮，形象恶劣。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中国人中的一个例外，不曾在知识方面侵犯过别国人的任何权益。倒是自己的论文论著，经常被国外发表转载出版，却从未收到过从国外寄来的美元英镑什么的。而堂堂一位美国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却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形象很恶劣的中国做出牺牲，他认为等于是应该落在骡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并且他觉得这一种牺牲起不了什么有益于中国的作用，不见得就能替中国的形象扳回一分。与其默默牺牲，倒不如一报还一报来得英雄。于是他动用存款，求助于形形色色的人，从美国寄来或买来大批书籍。不唯心理学方面的，也有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他召集全体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开了一次会，陈述己见，说那些书全部翻译了，筹办久矣的《社会心理学刊》就有一笔钱创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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