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也能各自暂缓拮据。他说他已经和许多出版社联系妥了。说他预测，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尤其是一些实用性的普及性的小册子，将在图书市场走俏，受到各层人士的青睐。至于那些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因为发行量将相当可观，出版社给的稿酬标准不菲。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无不大鼓其掌。都说导师的思想终于也算“开放”了。都说我们不干谁干？都说此时还不干更待何时？
都说他们早已这么干了，只不过都怕导师不准许，都怕惹导师生气，瞒着他干而已。说现在是可以大显身手地干一把了，因为有导师亲自出马担任“公关”，当然的要和导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说这是导师和他们大家的“公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说都愿意发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之精神，至于手中正翻译着的种种为稻粮谋的东西，保证一概的先都暂停。于是统一了目标，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意志。于是皆大欢喜。于是第二天便都废寝忘食地投入了此一项规模宏大的系列性的共同的“希望工程”……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乔老先生身先士卒，亲自上阵。那时节初暑骤至，他每日里从早到晚，极其自觉地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仅着裤衩和背心，一手持笔，一手握扇，很有些“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样子。老伴见他魂归正业，亦对他表现出格外的关心，几回回欲将电扇从客厅里搬到他的书房去，但他杜门不纳，予以坚决的反对。他说一有电扇在旁边嗡嗡响，便会一个字也译不出来的。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其实他的翻译速度，比哪一名弟子都缓慢。毕竟老了，毕竟思维不那么敏捷了。而且，颈肩病和他作对，双臂阵阵麻木，还经常偏头疼。而且，一辈子认真惯了，每句话每个字都不肯轻率落笔。所以呢，实际上俩他自己，也是顶不上他的任何一名弟子的日成绩的。他还自书一幅对联——“引书媒以戚戚，入文亩以休休。”求人裱了挂在墙上自勉自励。一想到不久将来的一大笔经济效益，一想到不久将来《社会心理学刊》创刊时那份儿欣慰喜悦，一想到众弟子分红均利后置家添件的兴奋，和必然要对这位导师说的些感激之词，他恨不得能将自己变成一台打字机。买一台廉价的电脑——是他近年的夙愿，也是他此番奋不顾身的原始动力的一部分。颈肩病的折磨，使他预感到自己和笔为伴的时日不会太长了。星期日，他照例带了烟、水果、饮料之类，四处往返看望弟子们，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劳和鞭策。冉自是非常体恤父亲的，有时通过朋友的关系弄辆车，陪他一块儿看望弟子们。后来就从报上见到了中美双方开始洽谈知识产权问题的新闻，这不免就使他心理紧张起来。晚上接着从电视里看新闻联播，看完一言未发神色大异地踱入了客厅。冉跟入客厅，见他委顿地坐在沙发上，心事重重叼着烟斗吞云吐雾。冉觉得父亲的忧虑是多余的。她认为中国人做事情，一向拖拖拉拉，体现在外交方面，也果断不到哪儿去。何况，老美的态度，似乎挺强硬，听说先决条件和具体内容都比较苛刻。而中国有中国的难处，真要全盘接受了，只一个琼瑶，就有理由向中国的各出版社各刊物索要几百万。全国仅此一项，大概就得补偿几千万，也许远远不止。那么中国的出版业有一半儿就得负债累累，有些就得黄。中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就不能全盘接受，那么就得继续和老美进行洽谈，相互讨价还价。也许二三年后，才能达成一个什么协议。而几个月内，父亲们进行的事儿，也就大功告成了。忧虑的什么呢？听了冉的一通分析，乔老先生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然而那一天以后，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纷纷登门，看来都不无担心。
乔老先生，就用冉宽慰过自己的话，复而宽慰弟子们。众弟子听了，也都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各自恢复亢进状态，更加废寝忘食，更加孜孜不倦，更加争分夺秒，更加奋不顾身。“希望工程”终于全部“竣工”那一天，乔老先生和众弟子到一家小饭店相聚庆贺。之后推荐了几个人，各自带上他的亲笔信，到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去送稿。不久几个人先后返京，都说对方不肯接受稿子。乔老先生说怎么会呢？
当初谈妥的嘛！那几个弟子说，人家都有顾虑，怕哪一天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议一生效，有一条若是追索前债，美国的版权那么值钱，人家担待不起。他瞅着弟子们带回的一捆捆书稿，当时血压升高，一阵头晕目眩，险些跌倒。半晌缓过些神儿来，讷讷说出的一句话是——“我这不等于把你们都耍弄了吗？”众弟子见他那样，都不忍埋怨。都说先生千万别这么想。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权当我们大家在您的督促之下练习笔译了。他望着几个月之间，一个个劳苦得形销骨立的众弟子，心疼他们，懊恼自己，不禁地放声大哭了一声。冉也觉得十分的内疚，觉得父亲的“希望工程”的落空，似乎和自己不无责任。起码自己要是不对父亲说那些自以为是的话，父亲早早地罢手，也不至于接着白白投入了两个多月的心血。于是她保证说，出书的事，包在自己身上了。有胆小的，可也有胆大的。她说她的朋友之中，很有些能人，肯定会替她和出版界的“个体户”们牵上线。到了这种地步，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反正这批译稿能印成书就意味着父亲他们几个月的心血值，就一样有经济效益。反正都非内容反动的诲淫诲盗之书，绝不在国家所禁之列。乔老先生开始是反对的，他唯恐自己学者的名声受损。但弟子们都说可行，并怂恿他同意。最后他也就违心同意了。北京这地方，也不知被股子什么邪气笼罩了，不但孕育出大批大批的“侃爷”，而且滋生出不少的“侃婶”、“侃姨”、“侃姐儿”、“侃妞”。时代确是有些不同了，女子不让须眉。能“侃”的人按理说不太容易被信任，不被信任的人按理说朋友不会多。但在如今的现实中恰好反过来。冉却是个例外。
冉不是个“侃姐儿”，但冉的朋友也挺多，从文人雅士到鸡鸣狗盗者。冉纯粹地是例外观象，别人都上赶着交她，她没办法。仿佛一棵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全由不得自己。冉这个例外现象为什么就例外，我搞不大明白。她曾说她自己也搞不大明白。不太可能是冲着她的父亲，她父亲没那么大魅力。唯一推翻不了的解释是她的个人魅力。如今有书卷气的年轻女性不多了，书卷气被脂粉气一大片一大片地覆盖了，漏网的几个就成了凤毛麟角。一成了凤毛麟角，便格外地有人欣赏了。东西是那样，人同此理。冉的朋友们更是些交际宽广的人。人托人，一竿子搭一竿子的，就搭上了个体书商们。他们都是些“地下工作者”。联络网线虽几经瓦解，但实力仍在，只不过与先前比起来，更“地下”了而已。一有牟利之机，他们都像水底游蛙似的蹦到岸上。那几天冉家里好生热闹，不速之客纷纷光临。乔老先生自是不屑于和他们打交道的，由冉接待。没用冉费什么唇舌，总共一百多斤分扎成二十几捆的书稿，一页不少全被拎走。冉老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没谁向导师追问过结果。他们都有心理障碍，怕一问必加重导师的负疚感。乔老先生也不问女儿。他也有心理障碍，怕女儿将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女儿若看得太重了，必频频去问那些个体书商们，进而会不会令那些个体书商们小瞧了自己这位老学者，和自己的弟子们呢？在中国，出一本书能那么快吗？何况岂止一本。大小学者们也开始往钱眼儿里钻了不是？那也得有耐性哇！他尤其怕遭到些个体书商们的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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