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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上的舞者_梁晓声【完结】(262)

  都不问,渐渐的,冉把这件事给忘了。忘得很彻底。乔老先生,也装作忘了。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都装作忘了。尽管都忘不了。两个多月以后的一天,乔老先生逛街,就在书摊上发现了由那批书稿印成的书。卖得还都很抢手。封面设计得倒挺雅致。白底。塑料加膜。他的名字印在每一本的突出位置,他的名字之下才是他每位弟子们的名字。

  有几本,只有他的名字,没了他的弟子们的名字。而那几本书,他连校正也没校正过,百分之百是他的弟子们的翻译成果。那些书,使他感到,既是自己和弟子们的脑力劳动的产物,又似乎不是。因为书名全改了:《男人的原子反应堆——情欲》、《女人的性心理探秘》、《做爱的心理三部曲》、《女人的性伪装——羞涩》、《男人的性侵略意识分析》……等等,不一而足,一本挨一本摆在书摊上,摆了两行,组合成蔚为大观的一套性系列。看得个乔老先生面红耳赤,幸亏抢购者中没认得他的。若有,他真会到了无地自容的程度。他倒并不讳言性,他自认为不是老道学先生,更非伪君子。社会心理学也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搞心理学的哪有不涉及性的呢?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那些原著根本不是谈性的。有谈性的内容,不过一章两章,字数上也不过就十之一二。变成了这样一些书,他明明等于是被强奸了嘛!同时也使原著遭到了中国式的强奸。原作者们都是外国人,这一种中国式的强奸,好比在睡梦中遭淫,眼不见心不烦,算不上身受其害。而他,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中国人。想都变成外国人也不那么容易。这一种强奸就势必引起不利于他和他的弟子们的连锁反应。这一点使他七窍生烟,接着的感觉是不寒而栗。他拿起一本翻开,但见前言写的是——“此一套系列丛书,是由著名性心理学家乔老先生亲自审定和主编,他的精英弟子们通力合译的。乔老先生是当今中国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性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弗洛依德……”他再翻另外十几本,本本都有同样的前言。他这一翻不要紧,就引起了书摊主人的注意。

  人家端详他片刻,指定他说:“这位就是乔老先生哇,快买快买,买了请他签名啊!”原来这套书设计得与众不同,还印了他的照片。但不是印在封面上,也不是印在内封,而是印在封底,所以他没发现。于是他被包围,被争先恐后地请求签名。结果引来了更多的人,结果他就昏了过去……

  他醒来时,已在家中,已在书房里的小单人床上,已是晚上了。床边守护着冉,冉身后站立着他的众弟子。老伴儿在客厅里哭。她觉得把她的脸也丢光了……好几名弟子手中拿着印有他们名字的书,当然没人给他们寄过样书,都是他们买的。

  他质问冉这一切作何解释?

  冉无言以答。

  一名弟子说,原先总抱怨搞学问的,不如作家们出名快。这下可全出名了,没想到出名并不难……一名弟子说,按严格的语法要求,所有书名中的“的”字,其实都是一个多余的字,应该删去……一名弟子说,封面还可以,至于内容么,只有一半儿是他译的,另一半儿不知是什么人的手笔……只有一名弟子仍保持经济头脑,说别的都甭扯了,要稿费是大事。

  十几本一套书,稿费加在一起至少该是五六万。被骗奸了就被骗奸了吧!

  逼良为娼的事儿别人经历过,咱们经历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稿费到手,认了。冉的作用仍不可一概抹煞。有了那五六万元钱,咱们被骗奸了一次也不亏啊……

  当父亲的质问女儿,哪些个体书商,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冉说,当初他们中的一个走后,她觉得玻璃板下少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怀疑可能那人偷走了。但没想到会被印在书上,也就没当一回事……

  冉哭了。她一哭,父亲的弟子们,便都劝起她来。都说他们的话,没有半点儿责怪她的意思在内,不过是一通自我调侃。人遇到不快的事,自我调侃不是比较能想得开的态度吗?他们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替他们催讨稿费这一任务,她得明确接受下来啊!……于是她的父亲,也就不再质问她什么了,只说——稿费一分钱也他妈的不许少!……老头子一向很讲语言文明,从不说“他妈的”。那一天不但说了“他妈的”,而且还骂了超“国骂”的话……冉讲着这些的时候,像位作家在口述一篇小说。讲到某处,甚至还自笑。或者,停顿那么一两分钟,仿佛继续构思的样子,仿佛当我是她的记录者,怕我的记录速度跟不上,等等我。似乎的,她已经忘了为什么讲给我听,忘了她曾为什么哭……

  我问冉,她替她父亲们索讨到了那笔稿费没有?我挺替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窝心的。我暗想我若是那些个体书商们,一定给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开每千字五十元,不,开每千字六十元的稿酬。否则,真是天理不容,真是良心不安的事。

  “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

  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

  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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