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敢相信眼前情形的，还是那个女人。她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男人从此真的再也不足以依恃了。她似乎明白了，前面已经没有一步好走的道路了。
她放下了孩子。就放在雪地上。
“别来这一套！……”那男人此时此刻的软弱，不但没能使麻老五动容，反而使他心肠更硬，态度更蛮横，语气更冷：“你这一套是跟我学的！想当初，我女人怀了第三胎，我死活求你，你对我发过一点儿慈悲吗？我不是也给你跪下过吗？我还给你磕过响头；可你却派人生把我老婆捆着绑着送到了医院……结果真是我个儿子！……你害得我断子绝孙！……”他越说越来气，吼道：“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绑了！今天牵牲口一样，也要把他牵回去！……”
突然，那跪着的男人，听到了一声轰响。同时觉得有些黏乎乎的东西溅了自己一脸。如他一斧劈死他的老狗时，溅在脸上的东西一样。
他微微吃惊地抬起头，见站在他面前的麻老五，没了脑袋。没了脑袋，麻老五那粗壮的身子，却仍叉腿站立着，一只手里，也仍握着那卷预备用来捆绑他的绳子。
一股火药味混合着一股血腥味儿扑入他的鼻孔。
他侧脸看他女人——双筒猎枪端在女人手中，一支枪筒往外冒烟。
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也是专用来猎杀野猪的很厉害的“炸子儿”。
又是一声枪响。
女人的脸比方才在“塔头甸子”使他感到可怕时更其可怕。
麻老五那没了脑袋的身体，像被人使劲一推，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倒在雪白的地上。
哇！哇哇！……
老树上的群鸦乍起惊飞。
“她！……”
“打死她！打死她！……”
男人跪在雪地上挣扎不起。
他眼见他们扑向了他的女人，耳边听到一阵乱石砸在软物上的闷响——又是那一种黏乎乎的东西溅在了他脸上。
“我……我没动手！没我的事！没我的事！……”
是韩喜奎的叫喊。
“没我的事！没我的事！没我的事！……”
叫喊声渐渐远去，山谷间响着经久的回音。
终于，一切归于宁寂。
终于，男人挣扎了起来。
终于，乌鸦们不知从何处飞回来了，却疑疑惑惑地，不敢重新栖落在那株老树上——树上吊着一个人。
哇！
哇哇！
……
它们在树顶盘旋。
雪地上，那孩子一点儿声息也不发出。
新鲜的血腥味儿在山谷间飘散开去。
远处，传来了几声狼嚎……
发言
生命纯粹是一次偶然。这观点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的人们认可了。相对而言，人生却要复杂些，起码来说要麻烦些。倘偶然的生命摊上了必然的时代，人生的历程有时就麻烦得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直至死掉，才算终获解脱。正所谓不速而来，不速而去。仿佛争先恐后前往参加最后的一次重大庆典；仿佛那是名额有限且体现身份的活动，尽管人人手中都预发了一张入场券，但去晚了入场券就作废了因而太可惜了似的。
近五年，平均下来，每年都要参加几个人的追悼会，我心戚戚。今年又送走了两位忘年交，其中一位便是柳先生，我一向尊称他“柳老师”。
柳老师享年七十有三。生前体格硬朗，坚持晨练。熟悉他的人，皆认为他可以活到八十三。努努力，活到九十三以后，似乎也是大有可能之事，因为他是那么健壮啊！
他逝世前不久我还见到过他，在一次出版社举行的新书研讨会上。很平庸的一部小说，到会的都是因名而寂寞之人，与同样平庸又同样偏得浮名的我——为平庸充当炒作之帮闲，说些逢场作戏虚与委蛇的平庸的话。有人连书也不曾翻看一下，却一张口便俨然是在发表权威性的评论。会后备了自助餐，七十三岁的柳老师，仍有一口坚固锐利的、基本上属于原件的好牙；并有一副吸收功能消化功能都极佳的好肠胃。那日他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喝起啤酒来如同严重缺氧之人贪婪吸氧，三杯四杯下肚，竟脸也不曾微红一阵。他豪饮。正值暑季，考虑到大多数人胃肠的适应性，没提供冰镇啤酒，提供了一盘子冰块。别人只不过往杯中放一二冰块，他不，他专为自己夹了一小盘冰块。他喝一口啤酒，便放一块冰入口。接着，嚼得嘎嘣嘎嘣响。周围众人看着他一个个目瞪口呆，无不显出羡煞乃至于嫉妒的样子。
而他，咽了以后，连说：“这样才痛快！这样才痛快！”
分明的，也有那么点儿炫耀好牙口和好胃口的意思，满脸的洋洋自得。
于是，众人都对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肃然起敬。
而他亦庄亦谐地说：“感谢从前对我的改造，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每当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对他刮目相看，他总那么说。说得虔而又诚。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边陲农场改造了二十余年。似乎，他认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长期被改造的好处，因而自己实际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惟恐别人怀疑他的虔诚，又总是要在感激的话语之后补充两个字——“真的！”
想想吧，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举杯豪饮，接着嘎嘣嘎嘣地大嚼冰块，那是一副多么雄壮的情形？
然而半个月后，我竟亲笔为他写讣告和悼词。读者不难想像，听说他死了，熟悉他的人们多么惊讶。其中自然包括我。
他不是死于飞来横祸。
也不是死于什么长期潜伏于他身体内的噬命病毒。
而是——死于一次会议。
确切地说，是死于一次发言。一次他自己的发言。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
当我从别人的口中，片片断断地获得了他的死因以后，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惊讶了。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对于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怎么死还不是一样的呢？我甚至觉得，死于自己的一次发言，反而是比死于横祸死于恶症来得幸运的事。不是吗？死于横祸，难免地将死得皮破肉绽，断肢溅血。死于恶症，又每将死亡这一件事拖得旷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算，也势必拖累得亲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终暗祈自己早点咽气，求全体的解脱。以上两种死法，第一种不正常，而且每有责任官司留给亲人子女。第二种太被动，迫人接受惟一的现实，而且每有失于人之作为人的起码尊严。相比较而言，死于自己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毕竟的，总还算死得干净。似乎，更适合于一位知识分子的死法。尽管，那一次发言使他又招致了无尽的烦恼与愤懑，并使他的头脑大面积溢血。但那点子血，却终究没出在头皮外，只溢在脑壳里。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吓着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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