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乃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文盲者的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等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再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等于“反动文学”了。
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的、欧？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箭靶。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喜爱。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的读书青年的比例，与现在之读书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为在当年，对于大多数我这一代人而言，买书是特别特别奢侈的事，互相有书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书，在区级图书馆几乎是借不到的，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办得到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借阅卡。即使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书往往也是限系、限专业借阅的。
当年是读书青年，不，确切地说是读书少年的我，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的大多数“革命文学”也是喜欢阅读的。我不可能不对两类书中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心怀敬意。但，当我也读了一些老俄国文学及欧美文学之后，我对某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种不认可来了。
相比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其实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爱情亦即对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种“理解万岁”的态度在我这儿远比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进言之，不读《怎么办》时，我只不过觉得保尔对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读了《怎么办》之后，则没法不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保尔对待冬妮娅那种自以为最革命、最具有阶级立场的态度了。甚而认为，在列车线路除雪的保尔邂逅已结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种冰冷态度，其实掺杂了小肚鸡肠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产生的恼羞成怒，而这使保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这样，我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与严重瘫痪作斗争的坚韧意志力的钦佩仍未改变。
在未读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时，我对《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斯杰潘只不过怀有自知不可与人交流的同情；而读了《战地钟声》以后，则对斯杰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歧视权利产生了质疑。对“二战”中的苏德之战是多么的惨烈众所周知，对于一名在完全丧失了抵抗意义之情况下成了德军俘虏的青年军人，当同样历经苦难的他重新回到家乡，普通的人们是否更应多一些怜悯，而少一些鄙视呢？遭到几乎所有亲人的嫌弃难道对他真的是公正的吗？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载体书籍（当年是那样）的影响的年龄，大约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这十几年中。若言一个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么书而改变了与前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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