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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71)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15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的。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都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35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着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

  家里还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在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

  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的关心了。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

  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也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下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接连失踪过几次,有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句什么反动口号。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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