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你找不到他，为什么也不找我呢？！”
“找你？找你有什么用！再则说了，替人家姑娘想，我也愿意她走！不走，人家姑娘在众人眼里，倒算是怎么回事儿？以后，哪一个小伙子还会待见她？……”
从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吐出一个字是——“我……”
老姜头儿又看我一眼，磕磕烟锅，俨然以监护人那么一种口吻说：“哈，你……你嘛！也不照照镜子，瘦猴儿似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他的口气，是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小伙子”。
我又自卑又伤心，直想哭。
我捧着手里的东西，默默往门口退。
老姜头儿又大声问：“你说，她是不是一个好姑娘？”
似在问我，也似问他自己。
我低声说：“是……”
离开老姜头儿那儿，我躲在一个僻处，流泪不止。
鲍卫红她“轰轰烈烈”地来到我们这个连队，把全连小伙子的心都扰动了一番，造成了相互间的一些嫉妒、猜测和嫌疑离隙，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连队，倏忽地就从我们连的知青群体中消失了，仿佛根本不曾调来过我们连。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连有个男知青叫翟子卿。而更多更多的知青，却还根本不清楚她究竟是为谁才调来的。子卿他以他冷酷的理智扮演着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似的。她的心灵上却从此注定要留下一些深深的受伤害的疤痕。是子卿吸引她调到我们连来的，也是子卿逼走了她……
我打开她那条红围巾，见里面包的是一册用有光泽的洁白的硬纸自己装订的大“书”。“书”的封页上，用彩色笔写着一行醒目的美术字——“一位未来作家的足迹”。
我轻轻翻开它，内中许多页上贴着从《少年时代》、《中学生作文选》，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北方文学》杂志上剪下的诗、散文、作文、小小说、“思想火花”等等。都是子卿当年发表过的东西。在每页的空白处，还用一丝不苟的字迹，写下了一行行“读后感”……
当我告诉子卿她走了，并把她那条红围巾、她的那册厚厚的大“书”交给子卿，子卿什么都没说，但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那样，在我看来，似乎是在说——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
当时我也真想扇他一个大嘴巴子。
我冷冷地说：“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她了！”
子卿还是什么也不说。他把手伸入我兜里，掏出了我的烟叼上一支，蹲在炉口那儿对着，就没起身，一直蹲在那儿吸。在我记忆中，那是他第一次吸烟，呛得不停地咳嗽……
我一直在他背后瞪着他，恨不得狠狠踹他几脚。
他没能坚持吸完那支烟，从炉口弹进炉子里去了。
他站起来时，满眼是泪……
他说：“这烟……”
那就是我们经过了一些似乎漫长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后，互相说的两句话。如果子卿的那句话也算是对我说的……
第二年春季，一个对于知青们的心理不亚于十二级飓风的消息传遍北大荒——全国高等院校开始从知识青年们当中招收首批学员！
某天晚上，一张登载有这一消息的“兵团战士报”在宿舍中传来传去，这个读几句，那个读几句。
子卿正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欲离开宿舍，听到大家读的内容，没出去，反身坐在他的铺位那儿了。一会儿又蹲在炕洞口那儿烤馒头。
后来大家当然就闻到了焦味儿。于是有人大声发出警告——谁烤的什么东西焦了！
我走到子卿身旁，踢了踢他屁股：“哎，你聋啦！”
他这才发现，在他全神贯注地竖着耳朵聆听的时间内，他的馒头已快烤焦成了一个黑糊糊的炭球儿……
我又低声加了一句：“恭喜你……”
口吻并非是善意的……
然而我们连的知青们却没有真正遭受到那“飓风”的席卷。它仿佛从我们连的上空扫荡过去了。使我们连知青们的心理大骚乱景观，成为了一场群体性的庸人自扰。全团仅仅有幸分配到了三个名额。我们连一个名额也没争取到。某些人的美梦，不过就是美梦而已。
第二年我们连倒是分配到了一个名额。也不是什么高校的名额。而是一个邮电学校的名额。城市里的青年十之八九都下乡了，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信件成百倍成千倍地增加了，邮电系统的职工却青黄不接。城市急需青年邮递员。受训三个月后就要顶职工作。我们连选送走的还不是一名哈尔滨知青。而是一名上海女知青。也没有经过什么群众选举和评议。是由连党支部讨论作出的决定。因为那上海女知青是连里的“五好战士”和“毛著标兵”。连里认为党支部的决定毫无疑问是代表了广大知青的民主意向的。也毫无疑问是公正的。党支部的决定当然还有特殊更深层次的考虑——若在哈尔滨知青之中选送，很可能等于把一根骨头抛进了早已被占有的欲望刺激得大眼瞪小眼互相龇牙咧嘴的狗群里。尽管那并不是一根香味四溢的骨头。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幸运旁归，哈尔滨知青们暗自句心斗角了一场，也就相安无患了。似乎还个个都很佩服连里的决定实在是英明。实在是高。
只有一个哈尔滨知青感到大大地失落了。便是子卿。他自是并不屑于张牙舞爪地去争那个邮电学校的名额的。他的心愿不是返城，而是能上大学，能上一所名牌大学。“返城梦”和“大学梦”，是他的心愿和其他许多知青的心愿之本质区别。他最早就暗自有所准备，也就最能咀嚼出被夜夜想朝朝盼的机会所漠视的滋味儿。他大概以为，如果他再不争取主动行为，再不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关注，那么明年的机会后年的机会，真正代表着他从少年时期就那么刻苦追求的机会，也就是某名牌大学播向知青们的机会一旦降临连队，也许还是要与他翟子卿擦身而过的。
欢送走那名上海女知青的当天，子卿曾怏怏地对我嘟哝了一句：“他妈的，怎么可以这样！”
我抢白了他一句：“你认为应该怎样？”
他不但怏怏而且悻悻地说：“难道以后的大学生都是不必经过考试了吗？”
我说：“你真有意见，往北京写信去问啊，别在我跟前念这种没用的经！”
一个半月以后，连里召开了对子卿的批判会。他真的给当年的“全国招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真的在信中直陈了他区区一个知识青年，对今后全国大专院校招生方针政策的困惑、质疑和他自认为的“合理建议”。他的“建议”当然是主张以考试成绩作首要招生原则的。他的信中自然也流露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于是他这一个小而又小的小人物的一封信，成了当年两条招生路线斗争的一个实证。他当然地被划到了代表资产阶级招生路线的“社会基础”中去了。据说当年的许多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包括江青本人在内，都对他的信作了措词严厉的相反的批示。于是这样的一封信被转至了兵团总司令部。从兵团司令部一级级转到了师里，转到了团里，最后转到了连里。使连里的领导们如临大敌，那几天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们连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政治事件。保密工作做得空前绝后地严格。可悲的子卿，那几天却被蒙在鼓里，浑然不晓。天天到连部去等信，巴望着有一封从北京寄给他的信带给他佳音和福音，带给他一大片光明的希望和前途。直到开会那一天，直到点他的名将他唤起来的时候，他还懵里懵懂的。当时我也懵里懵懂的。全体知青都懵里懵懂的。没有哪一个知青预先知道那次会的内容。有师里的团里的几名或穿军装或穿便衣的领导坐阵，气氛相当之严重。还有佩带明枪暗枪的团保卫处的人在会场四周警卫，使气氛不但严重，甚至还杀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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