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也就由此抱怨开了哈尔滨经济发展的落后。仿佛大家都没有二百多万，皆因哈尔滨这座城市影响的。
接着那位记者讲了个幽默的“段子”，说上帝的信徒问上帝——对您而言，一万年等于多久？
上帝回答——等于一秒钟。
信徒又问——那么一百万等于多少钱呢？
上帝回答——等于一文钱。
信徒就乞求道——万能的上帝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穷光蛋，赐给我你说的那样的一文钱吧！
上帝慈祥地回答——完全可以。一秒钟之后我就赐给你……
按说，这个“段子”还是挺具有幽默性的。在座的请人，也都不乏起码的幽默感。
可是不知为什么，谁也没笑。分明的，谁都是想笑笑的。却有些笑不起来似的。大家一时都默然无声，气氛就不免有点儿压抑。
我也没笑。我也想笑。哪怕仅仅出于礼貌，或证明自己具有起码的幽默感，我觉得我也是该笑笑的。但我也是实在的笑不大起来。我暗骂上帝的回答真是太王八蛋了！
公关小姐悄言悄语地说：“这个笑话不好……”
子卿似乎敏感到了什么，就举起杯说：“我是无神论者。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仙逝了，我就是无神论者了。所以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上帝，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时间观念，和金钱观念，去为自己最终获得等于一百万的一文钱或几文钱而奋斗！赞同我这番无神论者的宣言的，陪我干了这一杯！”
大家就都说子卿说得好，符合改革精神，于是都举杯，都一饮而尽，脸上也都开始现出了红红的酒晕。
我也不例外，我也一饮而尽。顿时身轻头重起来。
子卿放下杯，又说：“现在，许多像我这样的，被诸位称为‘大款’或‘款爷’的人，都会说他们的发迹，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我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更想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翟子卿有今天，首先是受惠于我的老母亲，其次才是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没有她老人家十年间为我积蓄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使我在返城后可以有本儿做小生意，岂有我翟子卿的今天！那我这辈子可能就彻底完了，将会比你们诸位更不如。将会和马路上千千万万每天蹬着破自行车上班下班，每月只开一百多元工资的工人们是一个下场！如果当年再分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单位，如今黄又黄不了，转产又转不了，开百分之七十六十甚至百分之三四十的工资，那我就连自己的老娘都没法儿赡养了……”
子卿说得竟有些愤愤然起来。仿佛他已然落到了没法儿赡养自己老娘的地步似的。
那位记者立刻接言道：“那是那是！华哥是一番肺腑之言啊！伟大的巴尔扎克曾说过——‘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远不衰竭的东西，就像人生命的一大要素’”。
于是有人郑重其事地倡议：“为华哥老母亲的健康长寿干杯！”
于是又纷纷举杯，纷纷郑重其事地嚷嚷：
“母爱万岁！……”
“穷人的母亲们万岁！……”
子卿竖起了一只手掌，众人才肃静。
子卿用筷子轻轻敲击着小碗的边沿儿，吟唱了起来：“母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哺我养我，顾我怜我，育我抚我，哀哀慈母，生我劬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子卿表情宛若圣徒。
众人表情亦皆肃然、穆然，有的似乎还有几分凄然。也不知是真的心灵感动了，还是那种场合的惯常表演……
我，则回忆起了当年我是怎样千里迢迢地，将子卿母亲为他做的一条厚厚的，比一床被子还重的棉裤捎给他时的情形……
他当年曾将脸深深地埋在棉裤上，无声地哭过……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脏街……
出现了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吃力地拉着一辆泔水车，缓缓行进在脏街坑凹不平的颓房矮屋之间……
出现了两个少年将裤筒高高挽起，赤着双脚，在大雨天共披一块破油布去上学的背影……
还仿佛听到了赶泔水车的老人催促人们倒泔水的木梆声——梆、梆、梆……
由远及近地传来着，传来着……
再是高潮起伏的宴席，其实也不过是生活里的转场时的过渡情节。而赴宴者，东道主也罢，宾客也罢，陪客也罢，进入角色不人，便都是想摆脱那一情节的了。因为不言而喻的，没谁愿意在臃长的情节里长时间地扮演臃长的角色……
剩了一餐桌菜肴，大家却一个个面面相觑，仿佛都搜肠刮肚地制造不出话题了。
子卿说：“怎么样？就到这儿吧？”
我说：“就到这儿吧。”
于是我随子卿首先站起……
硬拽我来的人这时嗫嗫嚅嚅地说：“华、华哥，那件事儿，我是指，您那点儿小意思……带，带来没有？若带来了……”
他脸上强作出卑恭的笑样，向子卿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那是介乎于乞讨和自尊之间的，往往也最容易招至对方轻蔑的手势。它比街头乞丐讨小钱时的手势还要猥琐。因为乞丐们讨小钱时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将自尊丢开不顾的。所以同一种手势在乞丐们作来也就坦然多于羞惭，仿佛在向人无言地声明——爱给不给，不给拉倒。这就照顾到了面对这种手势的人的心理，使他们有较充分的余地在给和不给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不给似乎也能决定得心安理得。而当时他的手势传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潜台词——千万别干脆拒绝啊！千万得给点儿啊！多多少少您总得给点儿，我可是极有自尊的人呢，您不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不可以让我白伸一次手的……
我对他顿时地大动恻隐之心。我本想说句能够影响子卿给予的话，他，不仅他，还有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那位记者，那位公关小姐，总之差不多他们全体，都在向我投注着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还没搞清楚需要资助办画展的究竟是哪一位。因为席间根本就没谁谈过什么画不画的。也许正是他。也许并不是他。是他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发扬见困难就上的精神……
当时我忽然明白了，人们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安排在某豪华的地方“撮一顿”——大概因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气当众最后一次开口最后一次伸手吧？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他们的企图如果还是受挫了，肯定相当于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车祸，不好好儿地将养几个月，是不会再又鼓起一股勇气的吧？……
我虽然对他们暗抱几分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对子卿说什么也许会具有影响力的话。我近乎残忍地将脸转向了一旁，目光望着别处。如果子卿仍是二十余年前的子卿，我肯定会充满爱心大发慈悲的。可我毕竟与子卿分离了二十余年了。那一天毕竟是我们二十余年后见到的第一面。我尚根本不了解子卿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话究竟能否影响子卿已毫无把握，毫无信心。我可不愿使自己也无形中作了他们的窘状的搭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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