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地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
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
而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
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助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昧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天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祟拜，对明星的崇拜，对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
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
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
因为指得过来。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校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的劳菲，其散紫翻红之娇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扬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基本上被女人们颠覆塌了，并且绝对地不可能再重建起来了。
对于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两点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女性，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非常优越起来了的女性，对于大多数同性姐妹们的困境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其二，某些穷困山区的姐妹，为了与“买卖婚姻”抗争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里，一些知识化了的、经济绝对独立了的她们，却往往直销自己于男人不遗余力。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依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依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八十年代韧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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