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少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就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
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的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熔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吗？
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自从身边错过。
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然而商却还是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共和国的治理稍一松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现着自己。
商在中国，如同人行道上水泥方砖的缝隙间往外钻着长拱着长非长出来不可的小草。利润的驱动力真真是世上很难消弭掉的啊！
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而这是共和国的“铁帚”实难真正扫到的，是共和国鞭长莫及根本没法儿彻底铲除的。
商的行为和利润之目的，也就是和赚钱之目的，也仿佛壁虎的性相吸现象一样。在这种关系中，商的行为一向总是体现着雄性行为特征的。即使某一商的行为，是由女人采取的，仍明显地体现着雄性的行为特征。它一受到利润的触摸，甚至一嗅到利润的气味儿，它的“根”就会立刻坚挺地勃起。它冲动难抑，欲望强烈，永远无法满足。为了达到目的，它往往迫不及待，行为有时很俗劣、很粗鄙，甚至很粗暴、很卑鄙。没有法规约制的商几乎都这样。
而利润一向总是体现着雌性的特征的。它自身所扮演的，不可能不是“诱惑者”或直白曰“勾引者”的角色。它在商场上到处散发雌性荷尔蒙的气味儿。就像动物在自己的地盘内撒尿。它使商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它的气味儿的刺激。它四处卖俏，永无休息地进行挑逗，因而商场上永无休止地演绎着扩展“地盘”，占领“地盘”的鏖战。
你就是将商业行为和利润目的碾成更细更细的粉末儿，烘干了再封存上一百年，卷入了它们的骨灰燃成的火苗，也还是要亲密相吸的。
商几乎是一种超肉体却能够达到“交媾”并能够达到快感高潮达到不宫而孕的“性行为”。
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低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
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
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
商业这只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索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后果，比被马蜂蜜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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