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记赞许地点头：“听说你们政协有一句流行语是——关上门，一家人，是吗？”
蒋副主席笑了：“那是我的口头语。说的次数多了，别人就也学了。”
王书记说：“你们那个李一泓，他也有句口头语，是——‘亲爱的同志’对吧？”
杨亦柳点头：“他是爱这么说。”
王书记说：“现在呢，咱们这个会议室的门也关着。我和李市长，初来乍到。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还一把火也没来得及烧呢，你们政协，就给我们惹出了这么大麻烦。”
蒋副主席微微苦笑，杨亦柳低下头。
“在座都是政协的常委同志，我把统战部长也请来了。”王书记把胳膊伸向微笑着的女统战部长，又说，“亲爱的同志们，这一件事，如果我和李市长置之不理，显得我们多么的罔闻民声。如果要让我们代表市委和市政府也给出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我们又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诸位都是在参政议政方面很有经验的人士，那么，就都为我们建建言，献献策吧。”
蒋副主席轻咳一声：“我说两句吧。作为我市政协的主要负责人，这几天我一直睡觉不踏实。我想了几个问题：一、可以说是我们将李一泓同志请进政协的，那么，我们是否错了呢？他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不是‘海龟’，只不过是我市文化馆的副馆长。但他是一个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他对人民群众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他口碑很好，是群众比较信任的一个人。既然，我们政协出于广泛代表性的原则，将某些文艺界人士也都请入了政协，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们使李一泓同志成为政协委员并没有错。”
蒋副主席将目光望向了统战部长，统战部长说：“我同意蒋副主席的看法，李一泓确实是一位好同志。”
蒋副主席说：“我想的第二个问题是——李一泓做错了什么事没有？有一个他以前并不认识的农村小学校长，写给他一封信，信中反映了农村中小学的一些状况。而他呢，利用文化馆送书下乡的机会，亲自去看了几处农村的中小学。这证明他作为一位新增补的政协委员，是有责任感的。回到市里后，他先找了杨亦柳常委汇报。是这样吧，亦柳同志？”
杨亦柳说：“对，是这样。当时我对他的话反应太敏感了，很情绪化，结果我们不欢而散。”
蒋副主席继续说：“之后他又来向我汇报，希望政协召开一次会议，听他汇报汇报他的想法。倒是我作为政协副主席，当时心中产生了种种私心杂念，说了些企图打消他念头的话，我认为他当时也接受了。从以上过程来看，他本人实在没有做错什么事。过了两天的那一次讨论会，是亦柳同志坚持主张召开的。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使几位领导干部不痛快了，我们就对一位新增选的政协委员耿耿于怀，好像非要拿他问罪不可似的。李一泓他毕竟提出了一个以前没有提出的问题，即一个经济次发达的省份的某一个地区，以及市一级政府，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享改革成果、均衡发展教育的问题。在经济这一块蛋糕确实还不够大，甚至仍可以说还很小的情况下，政府是继续对农民说请你们再耐心等呢，还是蛋糕虽小，城市经济反哺农村，依然可以反哺得有情怀，有行动……所以，我也在他的提案上署了名。”
统战部长说：“王书记、李市长，我理解你们二位的烦恼心情。事实上政协已经开始做了不少化解事态的事情，政协通过许多委员，又经由他们通过许多民主党派的人士，在全市各校发挥了很好的影响。名校的校长老师，都没有推波助澜。杨亦柳还有进一步的主张，是否也可以在此议一议？”
杨亦柳说：“如果两位领导同意，那么说定在今天晚上，在我们校。届时各校网站全部开通，形成现场和网上的互动。”
王书记和李市长对视一眼后说：“我只有一条要求——千万不要让那个李一泓到场了！”
李市长也说：“我也这个意思。他是焦点人物，以回避为宜。”
李一泓家像小学生一样，坐在自家桌子那儿聚精会神地听老馆长的录音，并不时在小本上做记录：
“……站得越高，看得越远。但看得越远，是不是就意味着看得更分明呢？那也未必。从太空看地球，高倒是高了，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在遥感摄影的图片上是看不到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他们终日里很忙，基本情况是忙在上边。倒不一定是他们不愿意接近群众，而是他们的职务将他们牢牢地拴在上边了。人民大众和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在他们那儿只不过变成了图表、数字和公文，所以他们在认识上就有局限了。有局限的认识，就是有所遗，有所缺。我们政协委员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我们经常能够很近很近地接触到社会现实，所以拾遗补缺就成了我们的责任之一……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参与过教育工作。有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请她看一幅图画作业，那是以‘快乐时光’命题的图画。半页皱巴巴的纸上，画着有破碎齿纹的三角形，其内是一个圆，像古怪的几何图形。两个大人都不明白，一个孩子的‘快乐时光’和那样的一幅图画有什么关系。于是她们决定共同了解一下。结果是，那孩子的父亲在十月革命中牺牲了，母亲奄奄一息地病在床上。母子俩住在一幢成了残垣断壁的楼房的最顶屋，在寒冷的冬季他们没有木材取暖，几天才能领到一小块黑面包。三角形开窗是破的，下雪时雪花落进来，而当太阳移到开窗正中央时，那时候便是那孩子的‘快乐时光’。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指示工作人员为母子俩安排了一个好些的住处，给他们送去烧材、面包和土豆，还派医生为那母亲治病。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了，那母亲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上了前线。她说：‘当年苏维埃爱护过我们，我现在舍出我的儿子保卫它。’克鲁普斯卡娅，不但对一个孩子的图画敏感了，还去调查了解了，还力所能及地去解决了，而且向列宁进行了正式的汇报，并建议苏维埃政权即使再困难，也要尽量为那样的一些孩子和母亲做些事情。全苏少年儿童救助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想政协委员在党、政府和社会现实这三者之间，也正是要起到那样一种作用……”
这盘放完，李一泓起身又换了一盘磁带：
“但我们政协委员的职责，又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我们还要反对身为领导干部的人的错误做法，还要对他们的错误的思想习惯提出批评，有时还要批评得十分尖锐。而有私心做不到这一点，没勇气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家住在一条小街，只不过五十多米长的一条小街，和一条大马路形成丁字路口。修那条大马路时，仅沿两条人行道在小街的路口里换了几块新的路沿石。我曾问修路的领工，为什么不顺便也把那五十多米豁牙断齿的路沿石也换一换啊？他们回答说上级认为没必要。我又去建议那上级，他回答说：‘领导的车根本不会往那一条小街里拐！’他们宁肯命令工人们再将那些剩余的路沿石装上卡车运走。运到哪儿去了呢？后来我发现，都卸在一处建筑垃圾堆那儿了。那条小街虽然短，可也住着近百户人家呢！那些人家怎么看这件事儿呢？他们说：‘多损啊，一丁点儿好处的光都不愿让老百姓沾到！这还沾的不是他们家的光。’各位新委员有所不知，修益民公园时，临马路这边儿，花啊，草啊，搞得漂漂亮亮的。可不临马路的那一面，紧挨老百姓住家的那一面呢，连道砖围墙也不砌。下雨天，泥水淌下来，老人孩子常滑倒。我就又去找有关方面负责人，期望能把背面也修修。他们怎么答复呢？他们说：‘外国人经过马路看不到背面！’——当时，有一批外国游客将到我们这一座城市来访古。往往的，有些事做与不做，做得怎样，并不是财力的问题。有时候，某些事，最终变成了仅仅为上级而做。估计着领导的脚走到哪儿，目光能看到哪儿，就决定做到哪种程度。这一种思想习惯，更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反对。不反对，以人为本，就成了以领导为本。习惯都是很顽固的，我们反对起来就很吃力。而凡吃力的事情，就更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发乎善意，是我们政协委员一切方式方法的根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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