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
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 ※ ※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
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
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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