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这一说，除掉部费八万两，余下的两万七千六百两，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这一问，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问官，无不精神一振，凝视着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说？
潘英章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这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替崔尊彝算笔帐看，他自己私项是三万二千两，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就是六万，再挪用公款两万七千六百两，总共八万七千六！”沈家本提高声音问道：“一个道员进京引见，何致于用到这么多钱？”
翻来覆去的盘问，问到这一句上，才是击中要害。但问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讲“就事论事”，赵舒翘感念潘祖荫在王树汶这一案上的自悔鲁莽，歉然谢过，因而对他在云南报销案上所持的“完赃减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觉得应该做到“不为已甚”
这句话。而此时正是他该执持宗旨的时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声，意示他有话要说，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个招呼，等于在说：
“稍安毋躁，且等我说完。”
未说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他眨着眼，凝望着砖地，显得非常用心的样子，此时只要一声断喝，便可以教他张皇失措，但赵舒翘不愿意这么做。
草草问了几句，吩咐还押，接下来便是提审孙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净，此刻人证俱在，无可抵赖，他见风使舵，觉得不如和盘托出，一则见得诚实不欺，再则责任分开来担负，罪名可减，所以一堂下来，案情纵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当然，周瑞清是个关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孙家穆只管在报销上替崔尊彝弥缝，他所收的四万五千银子，都分了给本司的官吏，与堂官无涉。如说王文韶、景廉受赂巨万，当然是周瑞清过付。但是，牵涉到一二品大员，非司官所能讯问，因而在眼前，要问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孙家穆之间说合而已。
他的供词与潘英章的话无甚出入，问到应付五万，何以只付四万五，为何留下五千？他却说不出一个究竟。只表示那五千两银子，一直未曾动用，仍旧存在顺天祥，便是他未曾受过任何“好处”的明证。
案子办到这里，分开两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赃，照孙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钱的官员，是奏请解任或革职，到案应讯，书办则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尽、有的心惊肉跳，但也颇有人鼓掌称快，认为经此雷厉风行的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将可丕然一变。
暗的部分是重新调集顺天祥、百川通的帐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开一个疑团：
何以他进京一趟，要用掉八万多两银子。
盈千上万的进出，自然用的是银票。由崔尊彝写条子通知顺天祥、百川通开票，而银票承兑，大致亦可查明来龙去脉，银楼、绸缎铺、药店，都有他们往来相熟的银号代为兑过崔尊彝所开的票子。一笔一笔追根到底，连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缠头之资，亦很清楚，这样结算下来，有着落的花销，总计是五万三千多，还有三万四千多银子，不知去向。
“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问官表示看法：“三万四千多银子，不是一个小数，总要有个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虽未说，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见得肯默尔以息。
“再说，惇王对这一层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会善罢干休。”
“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
“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森。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
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和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和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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