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这些整顿办法，“上不亏国、下不病商”。同时在折尾声明，这个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归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关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总”因祸得福，而盛宣怀则更是官运亨通，补了天津道为李鸿章筹办电报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风风雨雨，流言始终不息，而内幕亦逐渐揭露。盛宣怀经手这笔交易，有明暗两面的好处，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购，再由旗昌出面实足卖给招商局。明暗两面的好处，总计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鸿章分到多少，无可究诘，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却是尽人皆知之事。
转眼三年已过，到了该拔本的时候，招商局的“商总”又出了花样，以积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两，不能不先行拔还，“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请李鸿章出奏，以每年所运漕米应领水脚运费抵还。这就是说，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运，应拔官帑，即无着落。此外又有一个附片，一则说：“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再则说：“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三则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这样反复声明“商办”，就是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运，水脚运费抵还官帑，则到了光绪十年，官帑还清，整个招商局就都落入“商总”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间，两江的局面有了变化，刘坤一调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军的系统，当然不会象沈葆桢、吴元炳那样听李鸿章的话。于是，湘淮两系的利益，在东南膏腴之地发生了冲突。
首先发难的是王先谦，官拜国子监祭酒，也是响当当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击，笔锋所及，盛宣怀首当其冲，王先谦替他下了八个字的考语：“营谋交通，挟诈渔利。”
“挟诈渔利”，即指收买旗昌轮船有瞒天过海的计谋在内；“营谋”当然是指百计取悦于李鸿章，得获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这些地方常为“交通宫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语，这例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王先谦本人也牵涉任内。盛宣怀走通了李莲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谦据说用过李莲英的钱，人言藉藉，大损清誉，然而并不影响他弹劾盛宣怀，尤其是因为其中有整顿招商局的建议，更不能不发交南北洋大臣处理。
这是光绪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揽大权，因而批复王先谦的谕旨，只令饬李鸿章和刘坤一，认真整饬。刘坤一主张彻查，李鸿章认为不必，只要分年拔还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时，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呜呼，等于盛宣怀失却一座靠山，处境大为不利。
果然，只不过隔了半个月——光绪七年正月十五，刘坤一单衔复奏，说“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将他于“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的内幕，和盘托出以后，严词抨击：“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即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这样严厉的措词，只是等刘坤一来动手，为时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鸿章因为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办电报、开煤矿；一方面公私两端都无形中受了他的挟制。私的不必说，公的上头，李鸿章不知保过盛宣怀多少次，说他“心地忠实”，说他“志切匡时”，而结果为刘坤一骂得这等不堪，则如无一言辩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来保举匪人，举主连带要受处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职，自己亦脱不了干系。因此，李鸿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顶。
他是这样为盛宣怀“辩诬”，说此人“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这个奏折实在不高明，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收买旗昌轮船，要特地从湖北将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陈述其事，反更显得刘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这几句话，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鸿章将盛宣怀下一个“廉”字的考语，京中传为笑柄，说盛宣怀如果可当廉洁之称：则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个个可以建坊旌表贞节了。
不过，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所凭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声势。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对他真个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鸿章全力筹办“师夷之长”的各项洋务，爱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尽管刘坤一的理由充足，还是李鸿章占了上风，盛宣怀竟得免议。
刘坤一大为不服，第二次上折严参，而且隐然指责李鸿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头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到底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有湘军一系为后盾，并可望获得清议的支援，因而刘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惩治盛宣怀这个劣员。谁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国有大丧，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举朝惶惑，谁也没有心思来管这件事。这给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一个绝好的机会。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刘坤一的奏折虽如烈性的火药一般，威力强大，无奈药线受潮，竟没有能炸得起来。
其时李鸿章又出了花样，决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归入北洋。他的办法是，配合向德国订造“钢面铁甲船”的海防计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脚为担保，拔还各省的官帑，移充订造铁甲船款不足之数。这一来，等于扯断了各省跟招商局的关系，以大部分官款所办的招商局，竟越来越象“商办”了。
这个金蝉脱壳与移花接木两计合并而成的策略，相当成功，官帑营运的收益，都归入商股，所以官帑还是一百多万两，且大半属于北洋，而商股则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毕竟为北洋大臣所创办，总理衙门跟户部亦可干预，这一点“官气”脱不掉，无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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