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个折子论列和战大计，上折的都是兼日讲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数连衔，大多独奏，总计言事的有四十个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认为有召见此辈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见，一则从无此例，再则人多口杂，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她决定只召见其中的领袖。
“如今讲官是谁为头啊？”她问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实，心里并不喜欢盛昱，但不敢欺骗慈禧太后。
“讲官到底都是读书人。他们的议论，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说：“看法国的样子，得寸进尺，叫人快忍无可忍了，你也该好好预备一下。”
这就等于明白宣示，不惜一战，而主持军务的责任，是赋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顿觉双肩沉重，汗流浃背，不过当然要响亮地答应一声：“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传懿旨，召见盛昱。照例，凡够资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须到宫门候旨，讲官纵有论述，极少召见，所以盛昱并不在宫里。军机处特意派苏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经等了一会了。
盛昱深为惶恐，也深为感奋，这样心情遇着这样流火铄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浆，以致进殿以后，竟致连叩请圣安的话，亦因为气喘之故，语不成声。
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对这种初次觐见，战栗失次的情形见得多了，不以为意，反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有话慢慢说！”
“是！”由于殿廷阴凉，盛昱总算不再那么头昏脑胀，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声：
“是！”
“你是‘黄带子’？”
“是！”盛昱答道：“臣肃亲王之后。”
“如今局势这样子糟，你是宗室，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奴才世受国恩，不敢不尽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轻识浅，见事不周，报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诚。”
“你们外廷的言官讲官，我一向看重，有许多话说得很切实。”慈禧太后说道：“军机跟总理衙门，偏偏有许多古里古怪的说法。以前我总以为恭王他们办事不力，所以全班尽换。
那知道……”她叹口气：“唉！别提了。”
这一声叹息，大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同时也触及盛昱的痛处。如果不是自己三个月前首先发难，一个折子惹出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也许局势还不致糟得这样子。转念到此，更有“一言丧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觉地碰了一个响头。
“谈政事跟我意见相合的，只有醇亲王，不过，也不能光靠他一个人。你们有好办法，尽管说。”慈禧太后问道：“你看张佩纶这个人，怎么样？”
“张佩纶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脱口答了这一句，自觉过于率直，不合与人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来说：“不过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实心报答。奴才看邸抄，张佩纶在折子上说，‘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
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紧。”
“我也是这么想。胜败兵家常事，最要紧的是能挺得住。从前曾国藩他们平乱，也常打败仗，朝廷不能不处分，责成他们戴罪图功，其实从来都没有怪过他们。现在各省督抚，练兵筹饷，只要能想得出办法来，没有个不准的。朝廷待他们不薄，到现在应该激发天良，好好为国家争口气。谁知道畏难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这样。你说，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说到后来，不免激动，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满腹牢骚，不可抑制，大声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个‘私’字上头。圣明在上，中外大臣虽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请严旨，只要辜恩溺职的，不论品级职位，一概从严处治，才能整饬纪纲，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这么在办。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办的。”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忽然问道：“你跟邓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来。”
“听说这个人的性情很刚？”
“邓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权势，他的号叫铁香，所以有人叫他铁汉。”
“才具呢？”慈禧太后说，“我看他论洋务的折子，倒很中肯。”
“邓承修在洋务上很肯用心。”
“办洋务第一要有定见，不能听洋人摆布。”慈禧太后话题又一转，“我现在很看重你们这一班年纪轻、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张之洞、张佩纶都还不错，陈宝琛平日很肯讲话，如今在曾国荃那里，好象也碍着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张荫桓起先很好，说话做事，都极有条理，现在看他，也不过如此，这趟中法交涉，实在没有办法。”
“这也怪不得张荫桓。”盛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当然要追问：“那得怪谁呢？”
“自然要怪李鸿章。”盛昱率直陈奏：“李鸿章主和，张荫桓听他的指使，一味迁就，养成洋人得寸进尺的骄恣之气。洋务之坏，坏在李鸿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轮船卖给旗昌洋行一案来说，李鸿章一直到朝廷查问，方始复奏，其心可诛！”
这话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凡有人攻击李鸿章，必是心存成见。照她看来，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鸿章，虽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国强民富，买轮船、造炮台、设电线、开煤矿，都是自强之基。如果总理衙们的大臣得力，能够不失国家的体面谈成和局，当然是好事，和局谈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挟，是总理大臣无能，怪不上李鸿章。
至于出卖招商局轮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莲英说过，完全是事机紧迫，为国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觉得李莲英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栈，码头，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样，权柄操在老佛爷手里，他有几个脑袋敢欺老佛爷？”
因此，她虽不愿公然斥责盛昱，回答的语气却很冷漠，“李鸿章有李鸿章的难处。”她说，“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样，咱们大清朝决不能教洋人这么欺侮。”
盛昱一听话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也觉得该问的话都问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便吩咐“跪安”，结束了召见。
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从前凡遇大事，她虽也能出以沉着镇静，但心里却总丢不开。自从大病以后，接纳了薛福辰的谏劝：养生以去烦忧为主，因而养成一种习惯，不召见臣工，不看奏折的时候，便能将国事搁在一边。她觉得闲下来及时行乐，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烦剧之时，反更能应付裕如。所以越是国事棘手，她越想找点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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