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陈孚恩便把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拉到一边，悄悄为他分析利害：第一，大臣自尽，有伤国体，不但没有恤典，说不定还有追夺原官等等严厉的处分；第二，皇帝正恼王鼎过于耿直，遗疏言词激动，皇帝一定听不进去；第三，如果能扳得倒穆彰阿，倒也罢了，就怕扳不倒，两家结下深仇，王抗不过一个翰林，如何斗得过穆彰阿？
一听这话不错，王抗慌了手脚，自然要向他求教，陈孚恩乘势劝他，奏报王鼎暴疾而亡，同时替他改了王鼎的遗疏。当然也答应为他从中斡旋，使王鼎能得优恤，王抗丁忧起复后，可以升官。
虎父犬子的王抗，居然听信了陈孚恩的话，穆彰阿得以安然无事，感激之余，大力提拔陈孚恩，不数年当到山东巡抚，还蒙宣宗御笔题赐“清正良臣”的匾额。而王抗因为不能成父之志，他的陕甘同乡，他父亲的门生故吏，统通都看不起他，以致郁郁而终。
这段往事，端华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时脱口称许：“好！
这小子真能从死棋肚子里走出仙着来！你找对人了。”
载垣却有不以为然的神气，肃顺便问：“怎么样？”又写了一行字：“陈随梓宫到京，事不宜迟，即应设法通信。”
“不找他行不行？”载垣低声问说。
“不行！非此人不可。”
“只怕他们不见得饶得过他。”
“那是以后的事。”肃顺又写：“子鹅为求自保，更非出力不可。”
载垣点点头，写着字答复他：“通信之事，我可设法。”在未被捕以前，他一直是“宗令”，这宗人府里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他有此把握。
肃顺一到，就带来了希望，载垣和端华便又死心塌地听他指使摆布了。其时端华有件事要告诉他、安慰他，心里已转了半天的念头，趁这情绪略好的当儿，便用极和缓的语气说道：“老六，你先沉住气，我跟你说点事儿。劈柴胡同，让他们给抄了……”
话还未完，肃顺猛然跳起身来，气急败坏问道：“什么，抄了？没有定罪先抄家，这是谁的主意？”
“不知道。”端华已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仍旧能够保持平静的态度，“也还没有旨意，文博川带人就去抄了。不过，他倒还好，手下留情，让两个孩子带了点东西出来，住在我那儿。”
肃顺意乱如麻，焦忧不堪，在屋里疾步绕行，走不数步，突然停住脚问：“我那个保险箱，不知让他们打开了没有？”
“你想呢？”
“完了，完了！”肃顺脸色灰败，不知何时，已取得保险箱的钥匙在手，使劲往窗外一丢，在空庭铿锵的清响中，大声嚷道：“咱们完了！陈子鹤也完了！”
他看得很准，但他不知道，陈孚恩即使没有给肃顺写过那些暧昧不明的信，禄位亦将不保。詹事府少詹许彭寿，在拿问顾命八大臣的诏旨初下时，便已上了一个折子，奏请察治党援，意中所指，就是陈孚恩。许彭寿除了卑视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以外，其间自不免还涉及恩怨。陈孚恩倚附肃顺，曾硬生生挤掉许彭寿的父亲许乃普的吏部尚书，取而代之。
其时正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之后，当焚园的那一刻，许乃普父子、沈兆霖、潘祖寅等人，还在圆明园值班，闻警仓皇，几乎性命不保。而陈孚恩不念同在烽火危城，曾共患难之义，竟忍心利用肃顺的权势，对惊魂未定的许乃普，横施压力，迫令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来给他。这样，不但使许乃普从此失去了拜相的机会，并且也是在那种艰难黯淡的日子里，犹如雪上加霜的一次打击。口虽不言，心情抑郁，为人子的许彭寿，自然要引以为大恨！而尤其使他不服气的是，陈孚恩根本不具备当吏部尚书的资格。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陈孚恩的出身是拔贡。
翰詹科道原许闻风言事，但当政者如果有意根究其事，可以命令指名回奏，恭王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于是许彭寿复奏，痛劾陈孚恩，而钻营肃顺弟兄和载垣的门路的，又不止陈孚恩一个人，吏部侍郎黄宗汉，户部左右侍郎成琦、刘昆，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等，形迹最密，京官朝士啧有烦言，于是也一起列名弹章了。
弹章上有黄宗汉的名字，恰好符合了恭王的心意。他的痛恨黄宗汉，由于和议而来。早在咸丰七年冬天，黄宗汉继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其时英俄两国兵舰已停泊吴淞口外，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此时议和还不会太吃亏，所以当他赴广州到任，经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苦苦要留他在那里与洋人开谈判，但黄宗汉知道广东民气激昂，如果他在上海议和，到任必不为地方所欢迎，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一切，取道福建，到广州接了督署的大印。
因为这一耽误，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内犯天津，而黄宗汉在广州，还在迎合民心，以一股虚骄之气，鼓动民团作无谓的抗争，把局面越搞越坏。但亦终于由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经过美国的调停，与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关税税则，换约，以及交还广州等等谈判，在上海开议。那时黄宗汉已回到上海，桂良自然要问问他广东的情形，好作谈判的准备，那知道他竟避不作答。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桂良一谈起来，就要动气。
恭王在实际接触到国际交涉以后，认为弄成这样不利的城下之盟，以及和议再一次决裂，演变成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天子走避，只顾自己功名，不顾大局艰难的黄宗汉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这样一个误国的疆臣，因为依附肃顺的缘故，当时竟能调任四川总督，越发让桂良和恭王，咽不下那口气。
因为这些缘故，陈孚恩和黄宗汉的前程，当恭王复起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终结，而当劈柴胡同肃顺家被抄，搜出那些暧昧不明的信以后，陈孚恩就连脑袋都有不保的可能。但办事有一定的程序，整治“党援”，必须等正犯先议了罪才能动手。
梓宫是十月初三到京的，由德胜门进京城，东华门进禁城，奉安皇帝正寝的乾清宫，接着举行祭典，恩赏扈从官员，忙了两天，到了初五一早，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翰林、御史，齐集内阁大堂，等恭王和三位大学士一到，随即开始会议，公拟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谕旨上指明派恭王召集这个会议，因此由他先发言。恭王事先是有了准备的，采取一种奉旨办理的态度，所以未曾开口，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从容说道：“奉两宫太后面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逆行，令人发指。两宫面谕此三人的罪状，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看着纸上的记录，念出载垣、端华、肃顺的罪名，共有八款：
“一、大行皇帝弥留时，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乃造作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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