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人的话说得很痛快，老公祖能够体谅，更是潼关之福。”朱嘉猷答道，“只要是额内的供应，担负再重，地方上亦一定勉力以赴。如今就请老公祖吩咐吧！”
这是要汤斌拿出改善的办法来。他筹思已熟，不慌不忙地为大家解释，额外供应的由来，是因为大军一到，征粮征草，不能迅速交付，结果征集到的一部分，就在等待的时间中，消耗完了，说起来是双方的责任，不能只怪过境的军队苛扰。
“我在想，凡事要‘尽其在我’，我如今跟两位相约，第一、大军过境，我要求上宪，联络邻省，预先通知潼关，以便准备；第二、通知一到，应该备多少粮、多少草，派定以后，请各位尽快缴纳，一到即付，付讫即走，既不误戎机，又图个清静，何乐而不为？”
“是！”朱嘉猷毫不迟疑地代表地方绅士应诺，而且有进一步的建议，“老公祖肯为地方费神，实在感激不尽。只要大军能够随到随走，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且是乐于做到。我想，我们可以先缴粮缴草，请大人拨出仓库，预为存储；军队一到，立刻就有供应，至于谁该出多少，不妨随后再算。”。
“那就更好了！一言为定。”
果然，这个办法的效果很好，过境的军队，一到潼关，应该要什么便有什么，异常痛快。人心都是肉做的，地方上如此漂亮，军队也就不好意思骚扰了，随到随走，军纪肃然；而潼关市面也就大非昔比，以前大军过境，家家惶恐，胆小的甚至闭门不出，如今都是安居乐业，浑如无事。
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潼关附近各州县，连妇人孺子都知道“汤青天”这个美称。土豪劣绅，不敢也不能为恶；流氓地痞纷纷敛迹。“民间争执，知道什么叫讲理，先请左邻右舍，乡党长老排解；真到讲不清理时，才告到官府，因此，潼关备道茂门，落得个讼简刑清。
但是，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勤求民隐，兴修农田水利，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每夜一灯荧然，非到三更，不肯罢手。
推己及人，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
书院起于唐朝，唐明皇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学之士，讲学其中，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书院大兴，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时，李涉、李渤兄弟归隐于此；李渤后来做了“浔阳江头”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成为一时胜景。其后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学；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下诏建立学馆，并给官田，以供学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称为“洞主”，而整个学馆，则称为“白鹿国库”，是南唐最高官学。
到了宋初，“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以后渐次荒废。一人南宋，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认为可以修复，也应该修复，于是白鹿洞书院，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
在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而学做人的程序是：广泛涉猎的“博学”；学而不解则“审问”；问清了还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虽明，犹须“明辨”它的对与不对？是对的道理，便当“笃行”。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在明朝，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因此触犯忌讳，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到了末叶，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
东林书院在无锡，是有气节的读书人，砥砺切磋之地；但以东林出身的，入仕以后，多居高位，于是无形中，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成为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这一番争斗，明朝既亡，犹复不止。清军入关以后，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反对设置书院；当政的旗下贵族。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诏令，不许设置书院。汤斌要考虑的，就是这一层关系。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责成各省学政，督率官学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书请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又不是结党干政，游食空谈，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
当然，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劝募一笔基金，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订立条规，置产收息，只用利息不动本。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附课减半。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名为“掌教”。
这样筹备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无论举人、监生、秀才，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都可参加。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试那天，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二月里的天气，春寒犹劲，考生一到，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引到饭厅，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条案上整箩筐的馍、大壶热茶，随意取用，初入书院，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向学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个个都在自誓，定要好好应考，取得高第，成为“正课”，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叫做“盍言尔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一上午考完，汤斌与雷子显立即阅卷；到了深夜，把三百本卷子看完，定了正课二十名，附课三十五名，第二天一早便已发榜，录取的即时人院，不取的也觉得很痛快，因为不曾耽误他们的工夫。
于是五十五名生徒，平日埋首钻研；逢初二、十六参加月课。其中一课名为“官课”，由汤斌开始，出题考试，评定等第，优等每名奖银二两，次等奖银一两；文字拙劣的，汤斌必定把他们找来，一个个细问学业进度，加以指点。到下一个月便是同州知府马呈祥主持；他的家累重，而俸人无多，捐廉所发的奖金便少些。然后又是各县县官到院出题考试，而不论是谁主持官课，汤斌一定要到书院来帮着照顾；因此，不但是书院中的生徒，就是主持考课的州县官，亦无不觉得这位“汤大人”循循善诱，跟他论学谈艺，确有一种身心俱泰的乐趣。
这样到了顺治十四年了西，是乡试之年。有个河南副主考丁澎，是杭州人，文名极盛，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与汤斌在京里相识，订交不久而极佩服汤斌的为人，所以出闱以后，特地经函谷道专诚来访汤斌，一叙契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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