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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