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 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 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 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 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 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 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再提。 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 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 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 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 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 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 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 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 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 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４月间，便跟汪 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 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 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 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 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 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 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 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 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 但回国以后，整理出《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 观感》３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 “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 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 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 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
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深具用心，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 对华事变扩大派，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对外是加速进行对 武汉的攻击，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及冈村宁次的第 一军，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分两路进攻，水路十一军自安徽 入江西，在九江突击登陆；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直 指汉口。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 “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 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 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 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４项条件，第二项 “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 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 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 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 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９月２９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 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操诸”总务长官”，直 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 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 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 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 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 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 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 “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１１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 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 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 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 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 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 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１１ 月１９、２０日。
９长沙浩劫
”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 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 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３人一组的无数 “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１１月１２日 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 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 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４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 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 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 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 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 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 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 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 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 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 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 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 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 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 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 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 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 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 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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