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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春秋_高阳【完结】(178)

  于是4月初,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会谈,提出了中国 方面的和平条件。当然,这是以谋略对谋略,虚与委蛇,藉 此一则多了解敌人的意向;二则为缓兵之计,但日本方面却 很认真;石原打算由这条路线,逐步进行,修正近卫自己所 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发布了那个国际惯例所仅 见的声明。

  那知,4月6日台儿庄大捷,日本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被 击溃,伤亡三万人之多。东京军部大受刺激,封闭了西义显 的这条路线。

  于是接下来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卫内阁逐渐改组, 杉山”退阵”、板垣登场,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为”宇 垣工作”的开始。

  当时日军已打到徐州,下一个目标是开封与郑州,夺得 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中原要冲,循平汉线长驱南下,直 达武汉三镇,打一个大胜仗以后,谈和更为有利。那知国军 已准备了一个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战略而设计的陷阱,等在那 里了。   6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它的机械化部队正计划一鼓作 气,直下武汉时,开封、郑州间的花园口决堤,黄河横决,滚 滚南下,淹没了河南省东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区, 浸水地区约一公尺,农民还可以步行往来;中国政府当然也 有必要的赈济行动。而日军的灾情惨重,百倍于当地的中国 百姓;他们的车辆、大炮、坦克,皆尽陷于泥沼,动弹不得, 不但阻遏了日军对武汉的攻势,而且逼迫日军修改作战计划, 并改组华中的战斗序列。

  这对刚刚开始的”宇垣工作”,虽说是兜头一盆冷水:但 也有好处,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势”,在6月17日, 他就任外相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中,公开修正 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说”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新考虑日 本的态度。”在此以前,中国政府已获得情报,宇垣就任外相 有4个条件:加强内阁统一;对华外交一元化;迅速决定和 平方针;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完 全接受。因此,本乎谋略战的原则,中国国防会议秘书长张 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发了一个贺电,宇垣复电道谢,并建 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到日本商谈谋和的可能性?及至 6月17日的公开声明,无异进一步表明求和的诚意;于是,10 天以后,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之首先在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 丰一会谈,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当然乔辅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面的条件;乔辅之 问:”日本是不是会要求蒋委员长下野?”

  中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急电外务省请示。宇垣亲自拟 了复电,明确指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外务省东亚局 长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谈一开始就不必希望有 结果。

  宇垣的答复是:”最后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目前 日本朝野反蒋的空气很浓厚,所以不能不在一开始作一个姿 态。”

  事实上是很清楚的,蒋委员长已成为中国唯一的领袖,不 论和战,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尔所策划的谋略战以暂 时”倒蒋”为整个谋略的核心;其中包含着亦和亦战,对内 对外的重重阴谋:

  第一、如果蒋委员长”下野”,中国再无第二个人能领导 抗战;那时中国战场将形成一片混乱,日军在华中、华北、华 南、河东——山西各个战场,发动全面攻势;或许杉山元所 作”3个月内结束战争”的狂妄大言竟得实现。这也就是统制 派甘于退让,容一个长于设计,一个重在实行的石原与板垣 这一对搭档,来试一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 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 现。

  第三、军部虽知数十万陆军陷入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 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热右派分 子,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 进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引 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感情”上,使大家 有所发泄,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设 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出名,但其他中国政府的要人,则 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出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感觉 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 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深刻之处,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 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精卫、 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 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具体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 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 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6月10日成立,在一个半 月中开了4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 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3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1938年内达成战争目的”。 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 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项;尤其重要的3项是:起用”支那 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 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 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 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 “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 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 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 “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 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 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 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 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 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 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 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 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 “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 “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 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 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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