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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_高阳【完结】(15)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高阳按:掘壕成品字形谓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设,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第26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7)

  王:"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乎?"

  按:以上一问一答,如不明山海关的地形,不知王在晋的荒谬。山海关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边,往北抵山,约计四十里。北面转折往西之处即"一片石关",俗称"九门口",为山海关的要隘,故当设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历五关到海,其中有一个关就叫"三道关",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关各为二十里。王在晋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万新兵可由"三道关"入关。所谓"旧关",则指原来的山海关。及至孙承宗诘以"兵逃如故,安用重关?"自觉失言,因谓另筑三塞以待溃卒。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论理语穷,于是孙承宗就地召集军事会议,议守关外。关外又守何处呢?袁崇焕主守锦州西南的宁远;阎应泰主守宁远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觉华岛,此处为后来明军屯粮之地;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宁远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宁远距山海关一百九十里,换句话说,中前所城在山海关外二十五里之处。很显然,王在晋是怕关外守不住,为了逃起来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孙承宗支持守宁远之议,但希望由王在晋提出建议,谁知花了七昼夜的工夫,未能说服王在晋。迫不得已,还朝以后,据实上奏。

  孙承宗的奏疏中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浚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

  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按:宁远即今兴城,乃恢复辽金的旧名。兴城以东为杏山及松山,当小凌河西岸;渡河为今锦州,明朝称为广宁中屯、左屯卫;过大凌河在今沟帮子、镇安一带,始为明朝的广宁卫。

  觉华岛今称菊花岛,在兴城以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龙宫两寺。明朝通海运时,东南粮秣接济山海关,即囤觉华,虽离海十二里,实为沙滩,水浅时涉足可过,不烦舟楫。所谓"三岔",当指小凌河自海而北,过杏山后,分出女儿河、汤河两支流,遂成三岔而言。当敌窥宁远城时,必须过杏山、松山,渡双树铺河,方到城下;此时觉华岛的守卒,由东面在小凌河西岸登陆,预备烧断敌军在双树铺河所搭浮桥,拦腰袭击,则敌无归路,必当速退,可解宁远之危。

  奏疏以外,孙承宗复在熹宗御经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于是调为南京兵部尚书,并斥责逃入关内、附和筑城之议的监司邢慎言等。辽东经略一时不得其人,孙承宗奋然请行,诏"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以阎应泰为辽东巡抚。《石匮书》卷八《孙承宗传》:

  承宗请行边,天子御书饯送,诒书郑重,以汉诸葛亮、唐裴度为比。出镇之初,关门三十里外,斥堠不设;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徙幕逾七百里,楼船降骑,东巡至医无闾。

  医无闾山在今镇北附近,已及广宁;易言之,王化贞所弃的广宁,几已收复。至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为阉党所攻去职,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孙承宗前后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造甲胄器械等攻守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而满洲始终不敢犯。孙承宗不去职,岂有后来清兵入关之事?

  第27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8)

  明末清初与山海关有关者,有两高第:一为山海关总兵,本人即为榆林籍,后降于清,随多铎征河南,《清史列传》列于"贰臣";一即此处要谈的辽东经略,他是关内滦州人,字登之,两榜出身,在孙承宗出镇辽东时,为兵部尚书,亦主撤兵守关,孙承宗驳而不行。明朝的兵部尚书,既掌军政,亦主军令,犹如现代集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于一身,称为"本兵",威权极重,孙承宗驳了他的政策,认为大损威望,因而不睦。既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自然一反孙承宗所为,撤关外之兵。袁崇焕时为宁前道,不奉命,他的理由是:"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情愿死在宁远,不撤。"高第无以相难,只好不闻不问。

  在孙承宗守辽的四年间,满洲只零星骚扰,不敢大举入侵,因为太祖极见机,知道孙承宗不好惹。现在换了与王在晋一丘之貉的高第,自然不客气了。高第头一年十月到关,太祖第二年(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率诸贝勒大臣西征,统兵号称四十万。一路势如破竹,高第坐视不救。

  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只数千兵,固守宁远;太祖旨在攻关,关门一下,宁远不溃即降,无足为忧,因而绕城而西,横截山海关大路,同时分兵取觉华岛。不道袁崇焕在城上发炮,太祖不敌而退。《石匮书》袁传记其事云:

  丙寅(天启六年)北骑四十万逼宁远城,城中戍守数千人,兵势单弱,城外有红(衣)炮数门,无敢发者;崇焕事急,勒唐通判亲自发炮。凡放红(衣)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火着线,即翻身下堑,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辽东人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

  此真齐东野语!袁崇焕复因崇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而被杀,传首九边;天下皆以为袁崇焕通敌倾国,虽正人君子亦然,毫无例外,此所以张岱贤者,能有如此笔墨。

  捷报到京,本为阉党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一反支持高第的态度,上疏请重用袁崇焕: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国外事权,悉以委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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