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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_高阳【完结】(14)

  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家务",疏称:"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告天七大恨"相呼应,以见其"造反有理"而已。

  第24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5)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第25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6)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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