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外祖母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如此。
我跟阿尔奇对待各种事情的反应迥然不同。从俩人一开始接触，这种彼此间的“陌生”的新奇感就强烈地吸引住对方。
那年元旦，我邀他一道参加新年舞会。整个晚上他都表现出异常，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话。我们一起跳舞的有四个人或六个人。每次我跟他跳完一支曲子下来，坐下休息时，他都缄默不语。我跟他搭话，他也只是语无伦次地应酬。我迷惑不解，仔细瞧了他一两次，不知他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他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的感觉迟钝，这时我本应领悟到当身边的男子像绵羊一样谦卑恭顺、反应迟钝、不能专注地听你讲话时，他一定是堕入了情网，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连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记得当时我收到了里吉写来的一封信，自言自语道：“过两天再看吧，”说着就把它扔进客厅的柜橱中，直到几个月后才把它找出来。我大概多少也意识到自己感情的变化。
我们在新年舞会的第三天去听了一个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我们一道回到阿什菲尔德。像往常一样。我俩到学习室里弹钢琴。阿尔奇淬然绝望地告诉我，他过两天就要离开这儿，要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接受飞行训练。他急切地说：“你得跟我结婚，一定得跟我结婚。”他说，从打第一天晚上跟我跳舞他就产生了这一热望。“为了弄到你的地址，为了找到你，我费尽了周折，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我心中只有你，永远不会再有别人了。你一定得嫁给我。”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已经与别人有了婚约。他疯狂地摆动着一只手。表示不管它什么婚约。“婚约又怎么样？你只要把它解除不就行了嘛。”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够也不可能这样做。”
“你当然可以！我没有跟谁订过婚，要是有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解除它。”
“可是我不能这样对待他。”
“别胡说了。有些事情是得要人去做的。如果你们之间爱得很深的话，那你们干嘛不在他去国外前结婚？”“我们觉得……”我有些迟疑，“最好还是等等再说。”
“我就不愿意。也没打算等。”
“即使结婚，也还得等几年以后。”我说，“你才是一个少尉。到了空军里地位也不会有什么改观。”
“我可是一年也等不得了，就想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内跟你结婚。”
“你疯了，”我说，“简直是信口胡说。”
我想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后来，他终于冷静了下来，正视现实。这件事对我母亲震动很大。她曾一直为此而担忧，不过仅是担忧而已。她听说阿尔奇将要离开这里去素尔伯里平原，如释重负。可是猛然将她推到既成的事实面前，她懵了。
我对母亲说：“很抱歉，妈妈，我不得不告诉您，阿尔奇·克里斯蒂向我求婚了，我想嫁给他，非常地想。”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阿尔奇不情愿这样，母亲仍然固执己见：“你们用什么结婚？”她质问道，“你们二人有钱吗？”我们的经济状况的确槽透了。阿尔奇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只比我年长一岁，没有分文储蓄，全靠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和他母亲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资助。而我却只有祖父遗嘱中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固定收入。至少要等好几年，阿尔奇才能有经济能力建立家庭。
他临行前痛苦地对我说：“你母亲让我面对现实。我认为其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得结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认为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结婚。我将为此不惜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到了空军情况会好些的……只是在空军里也跟在陆军里一样，不鼓励年轻军人早结婚。”我们彼此望着，我们都还年轻，却也深深陷入两情缱绻的热恋之中。
我们的婚约维持了一年半。这期间俩人的感情波动很大，忽冷忽热，内心中充满着愁苦，因为彼此都感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某种永远不可及得的幻影。
我拖延了近一个月没给里吉写信，主要出于负疚之感，也多少因为我难以使自己相信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也许我很快就会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回到我的过去。
尽管如此地歉疚和感伤，给里吉的信终究要写的，更糟糕的是里吉对我表示同情和宽容。他劝我不要为此而苦恼，他相信这不是我的过错；这类事情屡有发生，在所难免。
我们的境况槽得不能再糟了，穷得叮当响。此时家里又遭受了一个经济上的打击。曾与我祖父合股的纽约H.B.查夫林公司突然破产了。这意味着母亲每年惟一的收入完全断绝了。姨婆情况不同，比较幸运。她的钱也曾留在查夫林的股份中。公司的股东之一，贝里先生一直为她的资产而担忧操心。作为纳瑟尼尔，米勒的遗婿的代理人，他觉得应该对她负责。姨婆需要用钱时，只要给他写封信，贝里先生就会汇寄现金来。一天，贝里忽然向她提出建议，请求允许将她的资本投入别的股份公司中，姨婆感到忧伤和不安。
“您是说，要我把钱从查夫林公司的股份中抽出来吗：”贝里先生闪烁其词地对她说：“您得亲自督管您的投资，您生在英国，又居住在英国，但又是美国人的遗妻，目前的状况是欠妥的。”他罗列的几条理由其实都是些借口。姨婆同意了他的建议。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女人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都会全盘接受任何她们所信赖的人的忠告。贝里先生恳求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办理。保证能让她得到几乎和以前同等的收入。姨婆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就这样，H.B·查夫林公司倒闭时，她的资金已平安转移，得以幸免。那时，贝里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为合作者的遗孀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没有泄露出公司缺乏偿还能力的隐私。公司里的年轻人好大喜功，使企业出现表面兴盛的假象，实际上却搞过了头，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太多的分公司，在推销方面耗资巨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公司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公司的破产对我和阿尔奇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属于我的那每年一百镑固定收人，不得不与母亲共用。麦琪无疑也会提供一点援助。如果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母亲的生活还勉强能有保障。
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槽。约翰·查夫林先生从美国写信给我母亲，深表了他的歉疚，并说她每年可指望得到三百英镑的进款。这笔钱不是归原公司所有，而是从他个人的资产中抽出来的。这笔款子将一直供养到她的终年。但是，这仅仅解除了我们眼前的忧虑，母亲一旦去世，进款也就终正，惟一可指望的就只有那一百英镑的收入和阿什菲尔德邸宅。我写信给阿尔奇说我不能期望嫁给他了，我们应该彼此忘记。阿尔奇执意不肯。他要想方设法挣一笔钱，以用于结婚，甚至足以供养我母亲。他使我增强了信心，获得了希望。我们再次恢复了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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