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晚清军队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这就要费一点笔墨了。
我们先放下军官不讲，来看看普通士兵。
晚清军营的一大怪现状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或者经商做买卖，或者种地，或者操持什么手艺。
在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中，相当多的士兵私下经商。如太原驻防的普通八旗军人文英阿，就在武汉偷偷开了间旅店，而且还容留不法人员居住：“马甲文英阿，在汉城开设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绿营兵此风更甚，而且明目张胆，不遮不掩。对许多绿营兵来说，做小生意或者手艺活儿是他们的主业，而当兵才是“第二职业”。他们的主要时间都用来开店摆摊，或者做木匠、裁缝等等，只有轮到自己值班时，才到营里去待上一天。
据鸦片战争期间当过定海县令姚怀祥幕友的王庆庄透露，定海镇的绿营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发匠、修脚工、仆人等。
这种情况甚至连皇帝也非常清楚。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讲过，士兵军事技术荒疏，就是因为绿营兵丁“或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营伍废弛，所关非细”。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军人，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工匠化”呢？
三
这也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原来清代的“薄俸制”不只限于文官，也施用于军队。
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军人还要承担养家糊口的任务，所以这是一个士兵家庭的总收入。清代绿营还有另一项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军人自己负担。
清初物价很低，一个绿营士兵的月饷可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但随着清中后期物价渐涨，这点军饷就不够用了。更何况，晚清绿营兵到手的军饷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大打折扣。因为他们还面临着军官们的层层克扣。
和士兵一样，绿营军官的收入同样过低。正四品千总，一年全部收入不过一百五十多两。从一品的提督，加上养廉银，不足千两。这怎么能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费要？何况许多军官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花钱买缺，到任后自不能不克扣兵粮”。军官的搜刮对象远不如地方官那样广泛，无处不可拔毛。他们能剥削的对下只有属下的兵丁这一种，因此其搜刮方法也就更花样百出。军官把兵丁当成私人仆役，派他们给自己办事跑腿，盖房起屋，却不付任何报酬，这已经是最轻微的腐败行为。他们把办公经费都揣进个人腰包，军营中的各项开支，都从兵饷中摊派。军官到任后买办公用品，遇到上司同僚红白喜事送份子，出差士兵的差旅费，修理武器的费用，甚至日常生活中买蜡烛、茶点，都从军饷中开支：“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银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甚至军官去拜见上司的门包也要摊入兵饷。清政府自己都承认：“各路带兵将兵，往往浮冒克扣，中饱私囊，甚至任意取携，毫无顾忌，致令行间士卒，不免饥寒。”
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军饷实在是非常可怜。比如福建绿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济，或另有他项技艺，籍资事蓄”。一两三钱的银子，要被扣去百分之七十还要多。
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在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士兵混迹市肆，做小买卖、干手艺活，挣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军官干脆主动鼓励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士兵。这种情形在有些地方渐渐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制度。因此，士兵们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谋生上，对日常操演能躲就躲。营中每逢会操，大都是雇人顶替。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
与此同时，由于绿营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购买，所以大部分兵士对于这些东西能不买就不买，损坏后能不添补者就不添补。再加上上级拨下来的用来养军马的草料从来都不够用，“兵马关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士兵们都不愿认真操练，怕累着战马，出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要承担赔款。因此军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俱钝敝朽坏，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四
军队的“薄俸制”与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基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确实，因为清代正规军队数量十分庞大，军费是政府一项沉重的负担。承平之日，养兵之费几占清王朝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战时的财政压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赋”是清王朝引以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军人实际生活费需要，将军饷标准提高至少一倍，这是晚清财政收入所根本无力承担的。因此，历代皇帝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实上军中薄俸制和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皇帝来说最后同样占小便宜吃大亏。
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八旗素以骁勇闻名，绿营创立之初，也屡经恶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这两种军队都因严重腐败而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偷窥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氏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像西方重大阅兵仪式上那样精神抖擞，容貌整齐。但来到现场后，科氏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演习过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击符合规程……但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弄得评审官身上满是泥土。炮甲似乎并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他们同样也不能与其他几个东方强国的炮兵相提并论，如土耳其和尚未落入英国人或埃及人手中的拉哈尔……中国的炮兵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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