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旗相比，晚清绿营的状况更差。道光十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巡阅广东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场考下来，连一枪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仅中一枪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农民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初起之际，朝廷命周天爵署广西巡抚领兵镇压。周天爵在致亲友的信中这样描述清军在太平军前面的表现：
出征之际，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羊，说什么也不愿上路：“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战之时，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见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两年过去了，太平军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如清廷想象的那样官军一到，立成齑粉，反而越战越强。朝廷开始不断换帅，还特别抽调广州火器专家乌兰泰以副都统身份到前线助战。乌兰泰到了前线，惊讶地发现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全无训练，毫无军事常识。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这些贵州兵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竟不战而溃，事后“经奴才营官兵辱骂殴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
五
薄俸制不但导致士兵训练水平下降，还导致了军官道德操守的极度败坏。
清王朝深知如此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军官的生活，所以对军官的贪腐行为只能保持较高的容忍度。他们有意识地把自主权相当程度地下放到军官手里，让他们自谋生路，自己解决，这是皇帝们自以为聪明的选择。他们也明知军官们会突破纪律界线，只不过仍寄希望于他们自我约束，自我监督，适可而止。但贪腐行为的特点是，一旦开了口子，就会肆无忌惮，无所不至。所以晚清军队贪腐之种种光怪陆离，今人实在难以想象。
第一条当然是吃空额。
军官吃空额，是中国军队历代相沿的最大弊端，历代统治者都对之束手无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突发奇想，干脆将“吃空额”合法化，当成对军官的一种补贴。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将军们商量好，武官们除了国家给的俸银外，再公开规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额，叫“随粮”。直到乾隆年间，皇帝觉得这种做法实在不符大清体面，才改“随粮”为“养廉”。然而和地方上养廉银制度一样，武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专款而改变坐吃空粮的陋习，只是由合法变为非法，暗中照常进行。
清代后期，吃空额成了军队中公开的秘密。各级将领侵吞的兵饷是一笔永远也查不清的黑账。咸丰皇帝在1852年承认，“空额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贵州知府的胡林翼给朋友的信私下说：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称：“京师步营额设甲兵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
第二条是如上所述的克扣军饷。
第三则是开展第三产业，大肆经商。其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类：
一是动用军用装备经商。有的水师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把收入全数纳入私囊。据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功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军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绿营大量出租操场、牧场，以致各处校场长宽皆不足一里，不但大炮，连抬炮（一种两人使用的简陋火器）射击也无法进行。由于缺少场地和马匹，士兵训练次数大为减少，用鸟枪和火炮进行实弹射击的演习更少。
三是违法犯罪，走私护私。清代军队扮演着国防军、内卫部队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关缉私、设卡缉拿私盐也属于其职能之一。但一些腐败的清军官兵身披执法者外衣，却干着贪赃枉法，运私、贩私、护私的勾当。
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之处，就是其在鸦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水师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听任鸦片流入内地，有时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为之运输护航。至鸦片战争前，水师官兵与鸦片商相互勾结，已形成一整套从水师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贿银分配惯例，即所谓“陋规”、“土规”。正如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所指出的那样：“夷船所以停泊无忌者，由于水师员弁收受陋规，每船得洋四百圆、六百圆不等。船上烟土，皆营弁包庇贩卖。”“夷船一到彼处，则盈千累万，交水师哨船代为交易。”
广东禁烟期间，林则徐轰轰烈烈地展开过打击走私活动，却没有收到实效。后来他曾对友人透露其中的原因说：“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至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规者百分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已经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的秘密，却多年相沿，难以取缔。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这些收入已经成为军中日常招待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军官固定半固定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取缔，必然影响军队“稳定”。所以历代相沿之下，这些做法竟然获得了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些做法一时似乎确实解决了国家经费不足的困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兵的待遇，不失为不增加财政收入前提下维持庞大的军队数量的一个“巧妙”的办法。所以皇帝们长时间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偶尔下下谕旨，重申一下禁止侵没，否则“从重治罪”，“以肃戍政”等纪律，但大多虚声恫吓，并无实际措施。
然而在满足了体制的惰性的同时，这些行为给军队带来的危害却是灾难性的，军队因此失去起码的战斗能力，不能正常行使自己的职能。各级军官精力全部用来捞钱，“近闻各省营务，如提、镇大员，一味养尊处优，全不习劳”，“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应召陈言时，曾上过一道《议汰兵疏》，其中对当时全国军队的状况做了如下概括：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针对以上情况，林则徐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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