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他怕户部这些书吏以后会借故找他的麻烦。
三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国藩花费了两万两。除了一万四千两别敬，“合之捐款及杂费凡万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余金，再带二千余金赴官，共用二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陋规”，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余金”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两万）。”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余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也就是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或者说是公款，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同治三年他送乡试主考的钱，以及同治九年送给“小钦差”的“程仪”，也应该出自这里。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待曾纪泽说：
吾之银存于雨亭署内（即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处）者，系养廉（已有万八千余），尔尽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可见，曾国藩家人进京的路费是动用养廉，而不是小金库的钱。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国藩是怎么区别“陋规”与“养廉”的用途的。“因公”而产生的官场应酬，出自“小金库”。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馈赠亲朋好友的钱，则出自“养廉”。方宗诚的总结大抵合乎事实：
两江总督廉俸之外，又有办公费（即“小金库”），每岁万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馈遗亲戚故旧，皆取诸廉俸，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
“小金库”加“养廉银”，这就是曾国藩在两江的个人财政来源。到了直隶后，来源结构也大抵相当，只不过“缉私经费”换成了“盐规”。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在信中对儿子谈及个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而刘印渠号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说，直隶总督主要个人收入为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此外还盐规二万两。这二万两盐规，就好比两江的缉私经费，是供给总督个人花用的。因此总督的收入来源总计三万五千两。而曾国藩自己测算每年大约需花掉二万二三千两，这样，每年还可以省下一万多两：
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
四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于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两个“散掉”的处理方案：“余家于此二万外不可再取丝毫。尔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设法用去。”他说，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善后局的零用，一是作为报销局的部费。他特别嘱咐，不能捐为慈善款：
或捏作善后局之零用，或留作报销局之部费，不可捐为善举费。至嘱至嘱。
为什么不能捐为善举呢？因为这样就会被人所知，曾国藩平生认为，“凡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二月初三，他在给纪泽的信中又一次明确了这笔钱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全部用于军费报销的“部费”。如果按这封信判断，那八万两报销部费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国藩本可纳入私囊的“陋规”。
不过，据方宗诚说，曾国藩剩下的这笔钱，有一部分后来用于购买赈米了：
……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公则仍留为慈善之用。移节直隶后，安徽有灾，买米赈之，皆此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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