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任其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
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
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细细审问。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杀一儆百，因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
在欣赏自己盛世治绩的同时，皇帝也分明预感到，大清王朝危机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证据。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大唐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史记·平准书》载：
至今上（指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都城）鄙（边远地方）廪（粮仓）庾（露天谷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穿钱的绳子）朽而不可校。太仓（京师的大仓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雄马）字牝（母马）者傧（排斥）而不得聚会（当时人皆乘雄马，有雌马杂处其间，便互相踢咬，故被斥于外而不与同行）。
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兴国县志》载，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为什么如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中国人也心甘情愿。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间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正是这样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一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压力导致了空前的生存竞争。
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主不断提高要价，增长地租，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有案例记载，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仅仅过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另一个案例显示，湖北黄冈的一块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后，租价就上升到了6石。地租如此直线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佃户忍无可忍，不得不起来抗争。
乾隆六年（1741年），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的田租，还组织周围的佃户，驱逐前来收租的地主。地主在保正的帮助下，逮捕了几名动手的佃户关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组织民众，“将业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烧毁”，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县也发生要求减租、抗租的风潮。乾隆六年八月，靖江县贫民沙九成等人“纠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罢市，希图挟官报灾，免粮赖租”。
除了抗租之外，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越来越多的人种不起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并挟有草束，又复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闻，征税如故，西乡民相率哄县堂，人挟苗一束委弃庭中，顷刻山积。阍者以大言吓之，几至激变”。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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