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泰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国联调查团》，又 一本叫《察哈尔抗日实录》 ，还有一本是《胶东游记》 。除工作以外，又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 政治学、经济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还有讲天文、历史、 地理、心理、生物、物理、化学和中国文学的。有的一连讲三个月，也有的讲两个月。午前讲三个钟头，午后讲两个钟头。在泰山这二三年读书读得很有意思，真是先贤说的：“学然后知不足。”有一位泰安人，范明枢先生，当时有七十岁左右， 他在济南图书馆里负责任。每天他有两千多字的日记骂蒋介石不抗日是个卖国贼等等的话，特务看见范先生的日记，马上就捕了范先生同他的学生、工人约九十二人，并把范先生上了木狗子、手铐、脚镣，硬说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我听到说，就给山东主席韩复榘打电话说，山东省七十多岁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血口喷人，你快把范先生放出来。范先生在狱中有一个星期，回到泰安，我请范先生给我讲《春秋左传》，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用了四五个月的工夫，我就写了一部《读春秋左传札记》，那部书里有很多新发明、新学说，都是与新的科学有联系的。范先生虽然有七十岁左右， 可是他的思想很进步，而且喜欢帮助青年，因此我请范先生帮我在泰山成立了十五个小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那些孩子们在一九三三年都是十二三岁，到“七·七”抗战时，已有不少是十七八了。有些人到陕北去学习。范先生后来组织了游击队对日本抗战，也打死不少日本人，有好多学生们、青年们参加了范先生的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从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 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地轰炸福州，当时死的人民很多。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收复失地。蒋介石又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就是日本尽量让我们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能赶得上呢?”这些话是不是恐日病?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第16章 约我到南京开会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有电报约我到南京去开会。他的电报是这样：“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部，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我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做之，否则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 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 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 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 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以上各点， 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性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三十日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 垂爱之切，谋国之周，钦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等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的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 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 叩卅传密京。”
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 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十一月一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已入中央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
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 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 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 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
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岐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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