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
本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派陈仪，向着厦门市长王固盘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台湾四十周年大典。陈王两个人在台湾很奉承日本人治理台湾治理得好，并且把日本对于中国的问题有个秘密的商量。蒋介石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无耻地奉承日本人，就把王固盘调升了南京警察厅长。我对蒋介石说：“一般爱国的人，都说陈、王两个人是媚外的，你对于他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只看见眼前一点事，就把大事给误了。”蒋听见我的话，看看我，就哼哼哼!
第17章 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
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地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 一查。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里边还有一条很有关系日本在山东总领事的报告说，山东人最老实，只要把孔夫子抓住，什么都好办，若抓不住孔夫子，山东人抵抗力很强。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坏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那些人们一定愿意来，从此就可以同山东的坏绅士来往。广东的总领事说：“广东人抗日的心很热。”湖南的总领事说：“湖南人骨头最硬。”四川总领事报告说：“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样的都不好惹。”我把这本书一条一条地对蒋说，他好像有点半信半疑。在抗战八年中，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这些地方的人民的确表现了他们的特点出来。
二月二十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地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
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 并且还说：“你若说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得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李烈钧不知不觉地就在那里鼓起掌来。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说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第18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国各界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二十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二十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 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地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地变成了神经病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 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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