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作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作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屏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惟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帐东西?
@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
前两天看了半集战争电视剧，讲的是夜袭锦州。在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中，我瞧见穿帮了，一个柱状物，藏在火焰中，貌似个大炮仗。那位女营长英姿飒爽，却紧张过度，因为她有着一种老体育节目解说员的风格，无论屏幕上发生了啥，都要讲解上一番:“敌人的炮火太猛烈了!”“城楼上的机枪在扫射!”“看，三排长都炸飞了!”
导演的苦心大概在于借此说明敌人火力强劲，进而证明战争艰苦卓绝，可是我想一来不是很有必要这么叨叨咕咕，二来“炸飞了”这种台词未免雷人。这跟我的一个智慧的小学同学有一拼，他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电影的观后感，说到强渡大渡河：“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红军战士像下饺子一样纷纷掉进河里。”
另外，我对那个穿帮耿耿于怀。做事要有专业精神嘛，一次穿帮可以，怎么可以每个爆炸镜头都穿帮呢?有的观众可能不在意，可我就被间离了：擦，搞得晕天晕地的，不就是一炮仗吗?
你可以看出，看这电视剧的二十多分钟对我来说是并不愉快的体验。演主角的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早前曾在新浪博客的列表上挨着我，一度蛮受欢迎—在我被他们识破并从名人列表上开除之前—我还问人呢，这人是谁呀?人家说这是个挺有名的演员呀。我一直没看过她演什么，这回一看，娘咧，这也行?哭起来的表情跟要杀人似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恶俗的好莱坞，每个演员都那么自然呢?为什么我们的演员好像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人是怎么做出反应的呢?
这还不只是夸张的问题。往好了夸张也行，金声玉振，也是一种风格—可惜不是。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过夏雨发怒，那才叫狰狞，对面是个女的，他还非得呲牙不可，我觉得作为一男的也太过分了。饶是他这个男主角这样，前文说的那个女主角那样，观众还坐在电视机前为他们欢喜为他们忧。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们，下了班就像个芋头似地粘在电视机前被恶劣的电视剧深深吸引，虽然间或失望地嘟哝上一句，“这女的演得也不像呀!”我不知道怎么从心理机制上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通俗地说，我们配合度太高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活得粗糙，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马马虎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见识过好东西，无从比较，就更没所谓鉴赏。我无意站在精英立场上诋毁通俗文化，只是觉得，大家这日子过的，也太宽容了一点儿，恰如早前的某对不幸夫妻，虽然活得不爽，但是对付着过呗!
此种配合度，其实已经接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最坏的一种配合，说的是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了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协助加害者。此事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现今碰到些事常有和事佬呼吁的“识大体”，过去社会伦理中的“明事理”，我看即属此例。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拗不过这个弯儿—“大体”和“事理”这些玩意若合常理，就一定是毛驴都可懂得的，又何劳长官和长者教诲什么“识”和“明”呢?可是总有很多人与我和毛驴相反，对那些废话深信不疑。当然任何强力皆以征服心智为目标，而一般人们的被体制化又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譬如我在这儿批评电视剧，没准儿就有路人不大乐见。此人也许也有点儿小不满意，可是还要标榜自己是个明理之人，就拖泥带水地说，人家导演也不容易，让你导你还导不出来呢。更可能的说法是，做人何必这么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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