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
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
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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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
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从‘玩’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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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 ， 那么它至少也应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
阿 敏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在随时准备射击的部位。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两名瑞士守卫的眼睛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飞机在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外护航，直到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客人取用。
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的金币。空中小姐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触手有绸缎的感觉。免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带给你一秋的气氛。”图片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免目光的接触。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低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着坚硬的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了，尤其在这昂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我说：“你一定很饿了!”
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饼干，像卡通里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中午没吃饭，”
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
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名其妙。阿敏，来自德黑兰的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妹还不到廿岁，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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