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手里有两个硬纸盒，纸盒里有一大捆细麻绳，附带剪刀。海蒂跪在地上检视樱桃，把坏的一个一个挑出来：“有一个烂的都不行，会把好的也传染烂掉。”
“海蒂，”我问她，“你找到新的清洁妇了吗?”
“还没有。”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上次那个——南斯拉夫人大不可靠，那个波兰人又不彻底，真头痛!”
“现在东德开放了，那边失业问题又严重，或许你可以雇个东德女人，想过吗?”
“当然想过，”海蒂捧着好的樱桃，小心地放进纸盒里，“不过，你知道吗?
用一个东德人，我心里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我有点惊讶。
“总觉得好像，好像——”海蒂捡起一个坏了半边的樱桃，把好的一半吃掉，“在趁人之危剥削他们似的。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利用他们低薪资和失业问题来廉价雇用他们，总觉得心里有愧似的——好像对他们有所亏欠……”
“你这种感觉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不是吗?海蒂，”我说，嘴里吃到一颗极涩的樱桃，“东德人和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一样，并不特别尊贵。如果自由市场经济使一个东德人觉得打扫一小时赚十五马克是个好工作的话，他就可以做，你只是雇主，没什么亏欠或剥削的，是不是?”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感觉不安……”海蒂把纸盒封起来，“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爸妈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只是站在一旁惊异地赞赏海蒂使用麻绳的技术。麻绳在纸盒四围绕来绕去。海蒂打了个漂亮的牢结之后，一反手又编了个顺当的提手。
老人家发出不可置信的赞叹。
两箱红艳樱桃，扎得稳当结实，“一路到中国故乡，绝对没问题!”海蒂得意地说，“知道吗?这扎绳的技巧是我从小跟母亲学的。小时候，妈妈三天两头地把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一盒一盒装起来，寄给波兰和东德那许多无法探望的亲戚。
从咖啡到小孩牛仔裤，样样都寄。小时候看妈妈结绳，大起来就轮到我自己打包裹、寄东西了。一直到柏林围墙塌了，我们才停止。你看，扎了几十年这样的包裹，怎么能不熟练?”
爸爸从海带手中接过樱桃箱子，提在手里，很沉，他握得很紧。
从西德到湖南衡山，两老有很长的路要走。
边 境
把护照从皮包里取出来，拿在手上，边境就要到了。
“报上说，七月一日起撤除所有边境检查，今天已经七月十五!”华德瞥我一眼。
我知道。昨天从东柏林来付车款的卡尔也说，边境已无警察，可是，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护照;这种犹疑不安的感觉，就好像被漏电的烫斗惊电过一次之后，人家告诉你，别怕，修好了，伸手摸摸看，你迟疑伸出的手，会发抖。
边境。
岗亭在，铁丝网在，电眼监视塔在，穿着制服的警察不在了。我们的车就这样流过去。
这已经是一个国家。
我想在路旁停下车，喘一口气，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
一年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阴影下，人们畏缩而谨慎地双手捧上文件，让警察过目;警察像喜怒无常而权威至上的生死判官，看你一眼就让你惊退一步。你心里诅咒他，但你作出谄媚而顺从的表情，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不让你过境。恐惧使你卑微，使他蛮横。
一个月前，在巨大的监视塔的阴影下，人们把文件递出车窗，警察看都不看，笑盈盈地说：“欢迎：一路顺风!再见!”他很热情、很友善地和你招招手。
没有，警察并没有换，前后是完全同样的人。
今天，岗亭里只有一张空荡冷落的凳子，坐它的人，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
站在路边，往天空眺看高耸的监视塔。我不知道烫斗为什么漏电，也不十分明白它现在又怎么不漏了。但手心里那被电麻过的感觉却犹深刻。
华德从公路休息站里出来，两手空空的，他摇摇头：
“边境没有了，东德可还是东德!餐厅早关门了，厕所也是坏的，不能用。走吧!”
酒 馆
黄昏温柔的阳光笼罩着麦田，绵延不尽的淡黄色的麦田。风吹着起伏的麦浪，好一片静谧富饶的乡野风光，可是麦浪传来叹息的声音。这黄澄澄的小麦不同于往年，或许不会转变成香喷喷的面包，而在麦地里让一把火烧掉。围墙拆掉了，受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四十年的集体农场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要和西德的农场竞争———竞争什么呢?西方的东西价廉物美，包装精致，没有人要任何东方的产品，甚至于鸡蛋，人们只买西边的蛋，虽然明明知道，东德的鸡还是在土地上游走啄食的自然动物，西德的鸡却近乎技术控制的生产机器。
蜿转在乡间小路上，找到伊贡家时，天已全黑。推开车门出来，伸伸僵直的臂膀，瞥见夜空里满天星斗，摇摇欲坠。伊贡的房子透出晕黄温馨的灯光。窗帘后人影晃动，笑语不断。
这是伊贡叔叔六十岁生日，我们这西边来的亲戚，显然姗姗来迟。
“就是这栋房子……” 华德在星光下端看这从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所有没见过面的亲人，都以这个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现实与梦境颠倒了，你知道吗?”华德在黑暗里轻声说，“对我而言，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从来不曾来过，却已深刻在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房子里出世……”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亲的城南小学，走过父亲赤足踩过的桐林小径，听见和父亲一样的乡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恍惚感觉，作为中国人，我知道。
“这栋房子是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出门打仗去了，没想到家乡也变了颜色，永远回不来。父亲就把这房子送给了伊贡，伊贡回送给爸爸的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情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
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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