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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纪末向你走来_龙应台【完结】(28)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草,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野草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菊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乳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逼真,令人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

  你想告诉他,在西边,雇主是不能够以病为理由解聘员工的,想想,又什么都没说。别提生病的人失业了,在今天的东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着、站着、坐着、看起来惶然失落的,多是失业的人。

  为了到达彼岸,他们把锅子砸了,旧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时过不来,他们掉在浪里浮沉,一身湿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扑鼻。这是个公用的花园。你付三十二马克月租,就可以拥有一小块地,在地上可以种花种菜种果树,还有这么一片小花园,大家轮流享用。但是,垃圾桶在那里?手里拿着肥肥用过纸尿裤,我走来走去。

  马蒂斯看见了,伸手取过尿裤,说:

  “我知道怎么办,跟我来。”

  他走进树林里,猛然挥手,奋力一掷,尿裤抛落在草丛深处。

  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莱的刀去杀了人,事出突然,令我惊惶失措。

  “行了吧?”马蒂斯得意地对我笑笑。

  “森林……尿裤……”我舌头打结,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告诉他,塑胶做的东西万年不能有机化解?你又怎么在这样—个下午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个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么垃圾,全部交给我!”他钟爱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彼 得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眼换掉,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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