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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