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暗地在感谢老天爷，他们国家没有一条几乎来者不拒的宽大难民法，有烫伤力的番薯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烫伤的手还有余力来指责他人不曾把事情处理好。报导德国的排外问题，不能不看这个问题在大地图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顾， 有时候会导致相当荒谬的诠释。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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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背着包袱的驴子
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
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
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 认为平常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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