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亲说：“对，我满意了。杀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审案期间，许多东德人写信给这个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亲满意了，不满意的人却很多。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回答任何基本问题：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法官援引当年纳粹的审判，说是个人良知必须超越国法军令，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也有法庭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问罪昨天的标准。东德的守卫当年是在捍卫围墙，“保国卫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国者。
谁都知道，狙击到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奖金、假期、升迁机会……他所捍卫的国家没有了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强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
三百与三十万
这两天，全德国街头巷尾都响着一个话题：星期天晚上被烧死的三个土耳其人，一个女人，两个十四岁和十岁的女孩;焦黑的尸体用塑胶布裹着，由消防队从冒烟的房子里抬出来。
消息传出之后。大城市里，人们纷纷汇聚在市中心，没有组织的，只是不约而同，每个人手持着一枚烛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游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惨案发生处不远的地方;他赶来小镇，走在队伍的前头。
沉默的队伍在烛光中显得悲伤;盘据在每个人心头的，更沉重的，是对现状的震惊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
两栋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纵火之后，纵火者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犹太人的墓园被毁、纳粹牺牲者的纪念碑被推倒、各地难民营被烧。在柏林，几个剃光头的年轻人把一个不肯叫“希特勒万岁”的人打成重伤。这个月中，喝醉了的年轻酒客将一个咒骂纳粹的人殴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板再加一句，“这家伙是个犹太人!”于是年轻人将烈酒浇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点火燃烧，再和老板合力弃尸。
这些仇外的暴力事件不只发生在德东，同样普遍地也在德西扩展开来。
这些是已发生的事实，而国外的媒体也热烈地竞相报导这些事实，包括台港的报章杂志。而“事实”和“真相”的距离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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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对于德国种族问题的报导暂且不提，他们之间，由于犹太人的梁子，累积着历史的怨仇和误解。德国媒体喜欢渲染美国的种族暴力，就恰恰如同美国的媒体热中报导德国的种族冲突。几个月前当洛杉矾发生暴动的时候，如果你完全相信德国电视，你会以为整个美国都翻了，黑人白人之间已经展开世纪内战。了解美国的人才可能把洛杉矾那样的暴动放在一个比较宽幅的色谱上去诠释。由于历史的纠缠，英美的媒体也同样的。用放大镜去看德国问题，而往往忘记了那个极其重要的比较宽幅的诠释色谱。
台港和德国没有历史的牵绊，应该可以比较客观地远观德国情势吧?可是并没有做到，原因，我想还是老问题：长久以来接受英语文化的奶水，我们仍旧习惯以英语人的眼光诠释这个世界。英美媒体犯什么样的偏颇，台湾媒体就犯什么样的偏颇。读最近的一些台港报章杂志，令人觉得在德国纳粹已经当道，多数老百姓支持右派分子的理念和行动，这个国家即将再度成为一个恐怖侵略国家。有的报导者甚至义愤填膺地“告诫德国人”，如果德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自由世界绝不坐视。
语气俨然是冷战期间对付敌人的严峻。
为什么无数个“事实”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真相”呢?因为真相通常要透过几个层次的背景才能浮现，不看背景而只看表面事实，诠释就容易出错。了解德国反外暴力现象第一个必须考虑的背景，就是比例问题。九十年代，整个欧洲所面临最严重的难题就是苏联、东欧、非洲地区大量难民的涌入。在英国和法国，排外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法国的右派政客也不断在扩张影响力。经济紧缩带来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导致排外，在这个趋向中，德国的仇外情绪并不特出，但是欲加诠释的人必须知道：难民涌入德国的人数是英国和法国的五倍以上。而由于德国极端宽容的政治庇护法，它仍旧继续在收容庞大的难民。就以南斯拉夫的战事为例，欧洲各国政府大声呼吁要救人，真正收容的难民却少得可怜。英国容纳了两千人，法国接进了一千一百多人，爱尔兰收了十个人，小小的瑞士接纳了七万人，而德国，一火车一火车地把受战火灼烧的人载进来，收容了二十二万难民。这二十二万南斯拉夫难民，还是德国人总难民人口的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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