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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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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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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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了感情。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妓院作为雏妓。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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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
——龙应台杂文散议
杨际岚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台” 这个名字; 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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