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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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长安的街头，看见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群里有另一个年轻人，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老人
近耶诞节，超级市场里人头钻动，手推车堆得满满的，不时有盒糖果饼干从货堆顶上滑下来。在人群的拥挤热闹中，那个老人显得特别冷清。
他慢慢推着车，东看看，西看看，拿起一个罐头，又轻轻放下。推车里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不说也知道，他来自东德。柏林围墙解严之后，每天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亲眼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西德政府给每一个访客100马克(约1500元台币)，作为欢迎的札物。
"100马克对我们是很多钱了，"老人很坦率的说，他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给小孙子们买点那边买不到的东西，譬如巧克力……"
"其实，"老人摇摇花白的头，有点困难的说，"收这一百块钱，我却觉得羞愧——这钱令人丧尽尊严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后听着，神情黯然。她的车子塞得满满的，一盒奶油饼干不时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气，轻声对老人说：
"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的孙子们买点巧克力?我会很快乐，算您帮我的忙——"我赶快转过身去，帮她拾起地上的饼干盒;我实在不愿意看见老人的眼泪。
在停车场上，我们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货品塞进车里，考夫曼突然停下手来;老人特别赶出来，再向她道谢。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尴尬的说：
"这样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实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虫了。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在哪过夜?我待会儿可以给您送两箱过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显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说的是真心话。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级主管，家里边好像有个巧克力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街坊邻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发亮。
黄昏时候，考夫曼将两箱包装最华丽、最昂贵、最精致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给那东德同胞。她穿着柔软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车内捧出箱子，气喘喘的踏过雪地。老人已在门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换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读历史的注脚：
还有什么比这两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资本主义?雀巢公司，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有计划的、不断的吞食兼并掉较弱的企业。它的产品从糖果咖啡到婴儿奶粉，它的市场从最先进的欧洲到最原始的非洲，无所不渗透。
老人伸出感谢而羞愧的双手。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手吗?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度过28年柏林墙的禁锢，老人一朝跨出脚步站到外面来，却发觉自己是别人同情和施舍的对象。老人的眼泪，除了感动之外，大概有更多的伤心和愤懑吧?
考夫曼太太将箱子递过去，老人用双手接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接触，在1989年末，一个年代的结束。社会主义也结束了吗?
尼采
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如此。他们承认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遏阻了国家的发展，不，他们说，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铲除了斯大林主义，要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将是一个比你们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
"你相信吗?"
尼采先生摇摇头。
他真的姓尼采，一个45岁的机械工厂"领导"，手下有20来个技术员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浓黑的咖啡，"但不知从何相信起。这咖啡真香，我们那边买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厂!一个清洁工人的工资和一个工程师的差不多，清洁工赚的可能还多一点，谁要苦读去当工程师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还高，我作主管又有什么意思?反正个人努力和收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必努力?所以我们东德工业还停在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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