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却很严肃的说："不好笑。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受伤害。那是个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买得起什么车，是我个人工作努力的结果，不偷不抢不骗。说银行是剥削阶级，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说辞。他们要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可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接受一个意识形态，觉得激进时髦，却和现实完全的脱离——"他摇头。
我听见教堂钟响，思绪飘得老远。
一个十五六岁的西德青年，看见银行前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直觉的反应是："这是剥削阶级!"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如果在银行前看见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他的反应是什么?台湾许多杂志作过调查，大多数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效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庆，台湾的大资本家。看着奔驰车，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大概会说："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潮里有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
"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哪一个年轻人对呢?
齐奥塞斯库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
表演结束之后，所有的观众，包括台上谢过幕的舞者，全都转向剧院后上方鼓掌。我好奇了，举头一望，台上站的竟然是戈尔巴乔夫夫妇，还有他们当晚的国宾——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观众兴奋而热烈的鼓掌，两国领袖优雅的微笑、挥手。鼓掌，是为了齐奥塞斯库吗?苏联的人民难道不知道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现代暴君?多少人因为他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因为他而冤死苦牢，你怎么能为他鼓掌?
东欧剧变后，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把火，大概烧不到罗马尼亚，因为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像铁盖似的紧紧罩着罗马尼亚，外面的风不容易吹进去。
可是最不可思议的竟然也发生了。
和过去的25年一样，齐奥塞斯库又在首都演讲，人民又听令聚集在广场上，手里又拿着标语布条，嘴里又喊着"万岁"的口号。国庆、解放日、劳工节、齐奥塞斯库华诞……都要来这么一套，25年如一日。
突然之间，在谁也不曾意料的时候，喊万岁口号的人们变了脸色，他们口中喊的竟然是"打到齐奥塞斯库!""我们要自由!"
本来机械化的手势变得生动有力，口号像草原上的野火窜烧，热烘烘的形成怒吼。齐奥塞斯库站在高高的看台上，惊慌失措。
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只是人心郁积了40年，一日之间，像泄洪一样的暴发，要求解放。
齐奥塞斯库逃亡。
人们在秘密警察的大厦里发现尸体，上千具尸体。几天前齐奥塞斯库曾经命令军队对示威的群众射杀;尸体中有中弹死者，更多的，却是那种全身紧绑绳索和铁丝网，血肉模糊，显然受酷刑而死的尸体。
电视镜头摄到一个婴儿的尸体，硬帮帮的，像炸过的脆虾饼。
忠于齐奥塞斯库的警察部队开始和反齐奥塞斯库的正规军进行巷战。老百姓闯进纪念齐奥塞斯库的博物馆，撕他的书、对他的照片吐口水、焚烧他的海报、推倒他的铅铜像……聚在街头的人们，不知应该为被暴政所杀的同胞而哭，还是为暴政已亡而笑。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西德电视上，他说：
"我们经历了40年的社会主义，25年的个人独裁，罗马尼亚是个苦难的国家，请——"
中年人呜咽不成声，眼泪流下来——"请帮助我们在自由中站起来……"
齐奥塞斯库被捕、被杀。朝代结束。
转机
也许是因为在灌输式、教条化的教育中成长，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教条，不相信"仁者必胜"，更不相信"暴政必亡"。但是在这80年代结束的一年，我目睹了东欧的革命;我震惊，我感动。不论是不曾流血的东德，还是流了血的罗马尼亚，都是"人"的意志在改变世界，在扭转自己的命运。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在罗马尼亚，人们用生命、用拳头，去抵抗独裁的暴力。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或许有些教条竟是可信的。
在年代的转折点上，望着流血流泪的东欧，我震惊，我感动，我心怀希望。
198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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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与平反，日尔曼式
清算与平反，日尔曼式
这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在汹涌的人潮中走向法院。其中一个金发的，紧紧握着自己母亲的手，好像一个怕在百货公司中被人冲走的小孩。摄影记者的灯不断的闪着，金发男子用手掌遮脸，忍不住哭了起来。如果他们"杀人"的罪名成立，15年的牢狱等着他。
旁听席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记者，这毕竟不是个常见的案子，这是一场历史的审判。时间是1991年9月，地点是统一后的柏林，这4个年轻人，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偷偷潜伏到三公尺半高的大墙下，开始攀爬。枪声响了之后，克利斯转过身来，面对着守卫，大概想叫他们别射吧，可是下一颗子弹由他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击中，他还来得及将自己的身份证奋力往墙那边丢出去。
濒死的克利斯和受伤的高定被守卫像货物一样在地上拖着。高定呻吟着要救护车，守卫班长，25岁的施密特，掏出手枪来对着他：
"再喊就毙了你!猪猡!"
施密特，就是那个牵着母亲的手、当众哭泣的年轻人。
克利斯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断了气。
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塌了柏林墙;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牺牲者。
在开庭的休息时段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分发图片。他是柏林一家专门报导酒色财气奸杀掳掠的杂志主编。他把两张照片放在克利斯母亲的手上——这个母亲，没有机会和儿子见最后一面，她只是从东德政府收到一份通知，告知她克利斯已死，连死亡原因都不提及。
现在，这个母亲突然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两张照片是克利斯赤裸的尸体，正面一张，背面一张。前胸弹洞清晰可见，后背上布满了尸斑和污血。
杂志主编立在一旁，等着看母亲的反应;他要写一篇快稿。
辩护律师所倚赖的基点是，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好像一个职业刽子手，嘿，你总不能要求他每次挥刀之前作个道德裁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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