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80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80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80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80年代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揉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款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攘攘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13年后，她仍这么看吗?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争取权利?80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大卫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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