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50年代有"自由中国"，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学杂志"，而80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年3月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国家?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80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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